【亚洲华语文旅 四川 荥经】历史文化概述首先要站在地方史的研究基础上，它包括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党史、经济史、文化历史、民族史、文物考古、通史和史料书籍的研究内容。
前言
荥经历史悠久，建制古远，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雅安市中部，素有“家在清风雅雨间”之美誉。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辟支佛教圣地、“中国砂器之乡”、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重镇、“华夏人文始祖颛顼帝故里”。
荥经自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活动，上古时叫若水，接南诏，控西夷，据横断相岭之险峰，还有丰富的铜、牦牛、笮马等物产资源，不仅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桥头堡，后还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必经之地，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点和交融地。荥经最初的居民是由本地土著巴蜀民族氐羌系统的徙、笮、青衣等族人及外来的楚人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割据对峙混战，古荥经本土文化与楚文化、古蜀文化交织，该时期荥经历史极具活力、极为精彩和辉煌。战国时七雄之秦国灭蜀后，将古荥经纳入管辖，设严道县，成为当时蜀西南唯一的县。
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留了众多人文古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严道古城、何君尊楗阁刻石、古寺、古币、古战场、古兵器、战国漆器、明清建筑。馆藏文物5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1件，二级、三级文物238件。全县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95处，地下文物埋藏区5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是四川省的文物大县之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严道古城遗址以及周边的场镇发现大量墓葬群，种类众多的青铜重器、精美的漆器、陶器、数量惊人的神秘巴蜀印章等重见天日。“成都矛”、“卢氏戈”、“楚直剑”、“青铜罍”等文物无一不说明荥经看似偏僻的弹丸之地，却实为各文化、各势力拼争之地，是西南边陲重要的一个边关重镇。这些精美文物的出土更为后人描绘了古荥经征战、融合、替代的文化发展进程，为研究巴蜀文化的内容及其发展，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区别、联系与交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建制沿革
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生息于此，上古称若水，人文始祖颛顼出生于此，出土大量打制石器，有打制厂遗址。
夏商周：夏商为巴宝地，后为氐羌地，周以梁并入雍，为雍地。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隶属蜀国管辖范围。
战国到秦国灭巴蜀前，即魏襄王（前318年）以前，荥经一带曾是楚国的势力范围。
惠文王十年至更元十二年（前320年），筑临邛至县城大道，名“严道”。
秦惠文王更元9年（前316年) ，秦国灭巴蜀，置严道县，隶属蜀郡，治所就在今荥经县严道古城。管辖今雅安市大部分及洪雅、泸定的广阔地域。
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惠文王封异母弟樗里疾于严道，号“严君”，以治严道。后樗里疾被召回作秦国相。
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迁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后裔岷山庄王于严道，因而严道又名“庄道”，中原楚文化进入古荥经。
秦：秦朝（前221-206），秦国一统天下，嬴政称皇帝，严道县建置不变。
汉：仍设严道县，但从中先后分出青衣县（今宝兴、芦山、名山）及徙县（今天全）、旄道（今泸定、石棉及康定等），分县后严道县域仅剩今荥经、雨城区、汉源及洪雅一部分。
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赐幸臣邓通于严道铜山冶铜铸钱。
王莽新朝（前9年~公元25年），改严道为严治。新朝结束，复为严道。
安帝延光元年（122年），县改隶于蜀郡属国。
三国蜀汉
昭烈章武元年（221年），改蜀郡属国为汉嘉郡，县隶之。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李雄据蜀，僚人窜入。随后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304年—347年），严道县建制不变，但分出大相岭以南另设汉源县（今汉源）。四十多年后，“成汉”政权灭亡，天下大乱，严道县治荒废。
南北朝：南朝（公元420—534年），严道县一带土民武装自治，长期与南朝贵族政权对抗，自治时间长达二百余年。
北朝西魏时期（公元535—557年），严道县划归邛州蒙山郡始阳县管辖，治所设在今雨城区多营坪，建置历北周直到隋初。
隋：隋文帝开皇13年（593年），改始阳坪县为蒙山县。
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雅州、黎州（汉源）、邛州合并为临邛郡，治所位于今雨城区。蒙山县改叫严道县，在今荥经县城设“荣经水口戍”，隶属严道县，“荣经”一名始见。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设荣经县，治所在今严道镇，隶属剑南道雅州管辖。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南诏异牟寻与吐蕃破邛崃关，攻陷荣经等县。
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于今安靖乡建石佛寺。
唐时始建云峰寺，又名太湖寺。
宋：孝宗淳熙中叶（1174年~1189年），于小坪山建雄边寨，荣经县属西川路雅州芦山郡。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荣经入严道县，置巡检。
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荣经与黎、雅各县不奉元令，农民起义，元派兵镇压，戍守黎、雅等处。
元代（1276—1367年）荣经县隶属关系：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土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雅州——荣经县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荣经县，隶雅州。
英宗正统间（1436年~1449年），紫眼四姓归属，今泗坪区复归荣经，县境扩展。
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旱，大饥，米贵，民多饿死。
思宗崇祯二年（1629年），知县张维斗首创编纂荥经县志。
成化年间，知县陈经始改筑土城为石城。
清：清初，荣经属雅安直属州。
雍正七年（1729年）雅安升为府，荣经县名不变。
康熙元年（1662年），经河洪水爆发，自南门左侧至东门右侧的城垣被冲毁
乾隆时，现凰仪乡（黄泥堡）划归清溪县。
雍正年间（1723-1735年），荥经的黄泥堡（今凰仪乡）划归清溪县。
清未，荣经的荣改为荥（从水）。
民国
民国（1912——1949年）仍设荥经县。
民国16年（1927年）折卖城垣石料，作为修建公园，城垣废弃。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建西康省，荥经划归西康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二 考古工作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00—前2000年），是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早期。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荥经附城乡南罗坝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场，除出土了有肩石锄、石片刮削器、盘状砍砸器和一些半成品外，还有若干磨石、石料以及排列整齐、堆放有序的大理石。荥经出土的石器均用花岗石作为原料打制而成，其中以有肩石锄最富地方特征，腰部和刃部保留有明显的打击痕迹。制作方法为先从花岗石上打下石片，再打击加工成有肩锄形，其中一面保留砾石自然皮面，刃部略加磨制。这些石器是荥经可考的文明史开端，昭示着古荥经文明之火。
（一）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汉源富林镇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
（二） 新石器时代考古，汉源麦坪遗址、雅安斗胆村遗址、石棉三星
（三） 夏商周考古，夏商周时期，四川地区为巴、蜀两族为主的两个王国。文献中对巴、蜀的记载很少，有些经过后人整理的远古传说材料，有较多的神话色彩，给研究巴蜀的古代史造成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四川盆地西部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蜀就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这里不但发现了许多蜀文化的遗存，并且这些遗存是自成一系的，其发展继承的演变规律已是很清楚，这是数十年研究蜀的历史的重大成果。蜀文化大致可分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文化几个阶段。
（四） 晚期蜀文化，1981 年在荥经烈太清理的墓葬内，出土印章等巴蜀文化遗物。1981 年、1982 年在荥经曾家沟发掘的战国墓群中，出土大量漆器，有的漆器上有铭文，尤其是“成”、“成市造”等铭刻的发现，为探讨巴蜀漆器的生产规模以至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资料。1985 至1986 年，在荥经同心村清理巴蜀墓葬26 座。这批墓地均围绕着严道古城，是严道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4 年以来，对荥经严道古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初步弄清了城址的建筑规模和周边墓葬的分布情况。
三 严道始置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改善，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出现，并由全盛到衰落，阶级产生并不断积累和强化，以部族首领为核心的“国家”出现了。当时雅安的国家或许有青衣羌国（现芦山）、笮（现汉源）、徙（现天全）等。随后，蜀国兴起控制今四川片区，将西南各部族及小国纳入管辖，古荥经成为蜀西南经济文化往来的边邑重镇。战国后期，风云际会，群雄争霸，时列战国七雄之首的秦国于公元前316年带虎狼之师南下一举灭蜀，设蜀郡，始置严道县。秦惠王封其智囊胞弟樗里疾于严道驻守，进行固边、开边工作。
罗开玉先生在《论秦汉道制》一文中指出: “秦最先设立的道是蜀郡严道”，“严道设于樗里子被封严君之时，即秦惠文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312) 。
严君，嬴姓，名疾，因居樗里而称樗里子，是战国中期秦国宗室、将领，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其母为韩国人。因足智多谋，绰号“智囊”，被后世堪舆家尊之为“樗里先师”。曾辅佐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等秦国君主。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 公元前312年，樗里子因战功彪炳受封于蜀郡严道县（今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治边，号严君，人称严君疾。当时严道初设，樗里子封于此，充分说明严道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由于樗里疾的治理，战事皆休边关稳定，荥经成为蜀西南繁荣的贸易集散地，源源不断的牦牛、笮马、铜矿及盐等物质在此进入或输出。
严道古城地理位置图
严道古城墓葬群
组说明：近现代考古在荥经古城遗址周围发现了丰富的春秋战国至秦汉木椁墓、巴蜀土坑墓、东汉崖墓、东汉砖室墓等，为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国家一级、二级文物最多，棺木采用金丝楠木制成，而荥经云峰寺至今还保存有西南片区最大的古桢楠群，这说明荥经县域早在战国以前就盛产金丝楠木。荥经的巴蜀墓葬可以说是战国晚期巴蜀文化的历史教科书，是巴蜀文化考古史的重要发现和成果，该时期的巴蜀文化要素和特征几乎都可以在荥经巴蜀墓葬内找到。
四 战国漆器
荥经曾家沟、古城坪古墓出土的战国漆圆盒底部绘有“成亭”、“成草”二字。“成”指的是“成都”，“草”意思是“造”。“亭”，相当于一级地方组织，古时有亭长这一职务。这些漆器是四川省内能反映“成都”早在秦朝前便已得名的实物之一，将“成都”称谓向前推了200年，更填补了四川作为漆器生产基地而未出土实物证明的空白，是研究巴蜀漆器制造史，古代髹漆工艺等宝贵的实物资料。建国35周年全国文物展,四川仅送2件赴京参展，其中一件就是荥经战国漆器。
五 战国青铜器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夏朝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四川产铜之地极少，荥经宝山盛产铜矿，且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好的“红铜”或“紫铜”。 春秋时期(公元前六世纪)，荥经是蜀国开明王朝的冶铜基地，铜器、牦牛、笮马贸易中心。各国皆欲据为己有，古荥经军事活动频繁、经济发展活跃。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云南丽江产黄金，荥经还成为楚国从丽江地区运送黄金的转运站。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楚庄王后裔岷山庄王以荥经城为中心建立了岷山王国。中原楚文化随此进入，并带来了一流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时间将这些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古荥经历史掩盖。建国后严道古城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兵器、青铜礼器以及青铜生活用品，除具浓烈民族特色的巴蜀文化外，还有中原文化、楚文化的特点。“国之大事，在祀及戎”，荥经出土青铜器体现了多文化的拼争与融合，其中很多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一级文物有几十件。一件“青铜罍”，全国仅几件，可以称之为镇馆之宝。
1、礼器
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青铜礼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青铜礼器包括鼎、酒器和食器等，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青铜器的纹饰主要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
铜罍：大型的盛酒器，又可盛水，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铜敦：食器、礼器：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
铜鍪：炊具，实际是釜的一种变体，圜底釜的口部缩小并加长成脖颈，便成了鍪。
2、兵器
铜兵器在铁器普及以前一直在军事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既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也是宣示威仪、彰显国力的重要标志。荥经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众多，主要以戈、矛、剑、钺、斧、斤为主。大部分兵器属于巴蜀文化的范畴，一部分则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点。巴蜀兵器装饰有虎头纹、虎眼纹、鸟鱼纹、手心纹等，纹饰极其精美，寓意丰富，神秘的手心纹饰带有典型的巴蜀文化烙印。战国韩国“七年卢氏”铭文青铜戈则是中原兵器中的典型代表。千年前诸国金戈铁马誓争雄，战火燃及严道，厮杀声、马啸声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而这些依然闪着寒光的兵器，仍在默默述说着古荥经那一段折戟沉沙的历史。
成都矛：1985年荥经县古城村发现战国晚期船棺葬，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铜矛，长约20厘米，上精心雕刻有虎目、獠牙、血盆大口，杀气逼人。因其蛟部錾刻有“成都”二字被称为成都矛。在此之前，“成都”的城市称谓最早由来是西汉，而荥经“成都矛”的出土则说明成都早在秦朝前便已得名。
巴蜀青铜剑：古蜀王国军队的近身武器，山岭作战步卒配备。大多呈“柳叶形”，出土时木质剑柄已经腐朽，剑上纹饰如鸟鱼纹、虎斑纹、虎眼纹等清晰可见，剑刃虽生有铜锈却仍带锋芒，足见当年古蜀王国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和娴熟。在青铜时代，剑主要的战斗性能是刺杀而不利于砍杀，与车战的戈、矛、钺等相比，剑处于次要地位。
巴蜀戈：戈是古代常见的一种钩杀兵器，戈上横出的刃称为“援”，秦以前多是青铜铸造。车战时将敌方的战将从战车上钩下，也可以直接“援”打击对手，攻击性、杀伤性颇强，曾排列于中国历史上车战时代的五大兵器“矛、弩、剑、戈、锻”之首。荥经出土的巴蜀戈有多种样式，而其中纹饰最精细、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虎头纹饰”戈。寓意古蜀勇士威猛如虎，既有威慑敌人的作用，又为本军士卒平添了几分昂扬之气。
战国韩国"七年卢氏"铭文青铜戈：典型的中原式戈，因刻有铭文“七年，卢氏命韩岁厥工师司马队作余”，故名“七年卢氏”戈。“七年卢氏”青铜戈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所造，当时有“韩国兵器甲天下”的说法，中原各诸侯国都普遍装备了该国生产的兵器。这只卢氏戈也许是古蜀国和中原各国交战缴获的，抑或是秦国虎狼之师南下灭蜀带入蜀地的。不管来源如何，它的出土都说明当时严道古城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联系紧密。
3、装饰品
荥经出土的战国铜质装饰品如铜带钩、铜首饰、铜铃，保存完整，工艺精美，制作考究，是研究战国时期青铜镶嵌工艺和衣饰配件的重要实物。
重点文物说明：
铜带钩：古人所系腰带的挂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有些表面错金并镶嵌有绿松石。
战国圆形鱼马纹青铜牌饰：1981年出土于荥经县烈太乡。牌面刻有多种图案，凸旋纹、多角太阳纹、鱼、马栩栩如生。这些图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艺术水平，也传递出了各民族经济、文化融合的信息，说明严道作为当时的交通要道，起到的文化桥梁作用。
六 巴蜀印章
荥经共出土巴蜀印章八十多枚，多为土坑船棺墓出土，墓主具有较高身份，数量差不多是巴蜀其他地区出土的巴蜀印章总和。“巴蜀印章”不同于传统印章，其特点是没有文字，只有图文、符号，都是铜铸，大似铜钱，小如纽扣。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形或月牙形。印章上的图纹神秘诡谲，典型的如：虎纹、心形纹、手形纹和花蒂纹等，其奥秘考古界一直在探索，至今无法识读，被认为是“巴蜀图语”。考古专家推测：古严道的边境贸易非常发达，是各种物资进入“西南夷”和出口中亚、西亚、东南亚的重要关口，巴蜀印章或许是边关政治、军事、商贸活动的通关凭证。
七 战国陶器
春秋战国时期，荥经巴蜀墓葬中的陶器以作炊器的釜，作盛器的罐、壶、钵、盘、瓮，作饮食器的碗、豆、杯等最为常见。有些与成都指挥街春秋早期遗址所出土器物类同。陶器材质以夹沙陶多，泥质陶少。多见绳纹，少数为弦纹，戳印纹、刻划纹、堆饰纹。也有仿铜礼器和仿漆器，代替铜器为明器入葬，对陶表面采用磨光、轧亮、铺施漆衣彩绘等新装饰工艺。最为流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
三联盏：中国最早的灯具始见于战国，不仅结构已比较完善，而且造型也很优美。荥经南罗坝出土的三联盏即是典型代表，其照明的燃料暂不清楚。历史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灯具是战国时期的豆形灯。豆形灯发端于春秋战国，广泛使用于秦汉，发展、变化、普及于唐宋。唐代灯柱变短，“灯盘”演化成“灯碗”，并出现折沿“灯碗”，而“灯碗”腹部逐渐加深，折沿逐渐加宽。
秦汉古韵
前言：公元前221年秦国一统天下，建立秦朝，大国兴起，建筑越加趋向宏大。汉朝盛世之治，经济社会发展，一扫秦朝粗犷、肃杀、刚硬之气，宫、阙、宅邸、陵墓等宏伟而庄重。《荀子▪礼论》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因此，历朝历代的社会风貌、经济文化从墓葬及随葬品上最易体现出来。秦汉厚葬之风盛行，统治阶级希望自己死后灵魂升天，并且像生前那样继续拥有权力、享受豪华的生活。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仿照世间。厨房锅灶、杯盘碗盏、钱罐谷仓一应俱全。很多墓有圆雕、浮雕、线刻、守墓兽等建筑装饰雕刻、画像和雕塑，表现了避邪祈祥的日常生活、民俗情趣以及飞仙景象。荥经秦汉时期出土的文物，精彩纷呈，尤以一具东汉石棺最为惊世骇俗，充分体现汉朝民风开放而不失礼教，淳朴而不失浪漫。透过这些文物我们可管窥秦汉王朝之风俗一二分。
一 东汉石棺
国家一级文物，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1969年荥经县城区严道镇新南村农民在农田改土时发掘出土。石棺由一整块红砂石凿成，长2.3米，宽0.9米，棺盖已损毁。石棺四周立壁面均采用高浮雕刻手法，用简洁明快的线条雕刻了四幅精美的汉代造像，分别是：饮马图、汉阙、单足站立振翅欲飞朱雀、半开门美女图、秘戏图（接吻图）。其中秘戏图画面动感强烈，画风大胆，最为惊世骇俗。饮马图则被收录进《中国美术全集》。这些遗存的汉风，反映了汉代蜀人的生活方式，是当时社会生活与理想的结合。
二 严道封泥
秦汉时期纸张还未发明，当时的官员字书于竹片、竹简上。政府部门之间传递保密文书时，常在卷成筒状的竹简一端糊上泥巴，于泥巴上加盖官印用以封缄，即叫封泥，它是古代印章信验的主要凭记之一。封泥从先秦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其后才转变为今天印泥钤印于纸的方式。清代陈簠斋、吴式芬两家曾藏有“严道橘丞”封泥十六枚。上海博物馆藏有“严道橘园”封泥二十二枚，为当时园署公章。秦汉时期，严道治地即今荥经县的“严道古城”，汉初严道仍隶属蜀郡。县辖区极广，管辖范围除今荥经县外还包括今雅安、汉源、洪雅、宝兴、芦山、名山、天全、泸定、石棉及康定等地区。“橘园”类似今天的柑橘园。“橘丞”为掌管橘园之官，主要负责柑橘生产和为朝廷贡奉御橘。巴蜀为柑橘产地，历史久远，至今依然。左思《蜀都赋》：蜀中“户有橘柚之园”。刘渊林注引《地利志》曰：“蜀郡严道出橘，有橘官”。汉曾在巴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境）、朐忍（辖今重庆云阳县、万州区、开县、梁平县及湖北利川市之地域）、鱼复（今重庆市奉节县）、江州（今重庆主城区）、交趾（岭南地区）等地设置过橘官一职。然，今从存世封泥中其他郡县竟绝无一见，可知汉时严道出橘尤为盛。
严道长印
三 “王邦”漆器
西汉前元六年，淮南王刘长搞了一次不足百人参加的“闹剧式”谋反。随后，这位脑筋短路的王侯被发配到严道古城。1977年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严道城遗址的古城坪区域清理发掘出三座秦汉墓，出土了刘长家属使用过的皇家漆器二十六件，这套漆器为“五件套”，由扁壶、奁盒、圆盒、耳杯、漆剑等组成，使用黑漆作为底色，其上涂抹有红漆文饰，造型典雅、精美，历经千年，颜色依旧鲜艳如初。其中漆盒的底与盖外部各有朱书“王邦”二字；九件漆耳杯下部亦有朱书“王邦”二字。这些汉朝漆器是研究巴蜀漆器制造及传承史，古代髹漆工艺等宝贵的实物资料。
四 铜钱
青铜时代，有铜矿的地方战时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平时是中央政权控制的要地。荥经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是蜀西南重要的冶铜基地和贸易中心。秦汉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帝国最终建立，铁制兵器、工具广泛使用，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青铜器物大多日用化，漆器和陶器逐步取代青铜器，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然而，铜币作为流通货币，铜矿依然是中央控制的重要资源，荥经的重要性仍然非同一般。据研究和考古证实，荥经铜矿冶炼出的优质铜材料，曾用于铸造秦代的“半两”，汉代早期的汉“半两”，以及汉代末期的“货泉”。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79-156年）时，赐幸臣邓通于严道（今荥经）铜山冶铜铸钱，富可敌国，留存了大量的铜币。引发后来的大诗人李白“多少金钱布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的无限感慨。
汉时，邓通于今荥经县新添乡修建了邓通城，在如今的宝峰乡（距严道古城约二十里）大规模开采铜矿，矿洞密如蜂房，其中尤以青杠坡、丝粟坡、谢家湾为最古。邓通铸造的钱币史称“邓氏钱”。铸币上的字体为篆书，字体工整、规范，布局均匀、合理，其精美程度远胜于当时全国所有私人铸币和官府铸币。
五 汉铜器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荥经曾家沟曾出土一件战国早期铁斧，是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铁农具。铁器较铜器更锋利，铁器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秦汉时期铁器替代青铜器，铜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生活器物中唯有铜镜还保持着活力延续着青铜文化，其他还可偶见一些小型的青铜器物，如用于纺织的纺纶、用于装饰的铜牌饰等。
六 汉陶器
秦汉时期严道古城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素面灰陶为主，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摄氏1000度以上，质地坚实，风格原始古朴。除灰陶外还有红陶和黑陶。颜色因陶土中氧化铁含量和烧成气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凡属圆形的容器，其坯胎多为轮制，形状规整，表面有因陶轮旋转而刻划的少许平行弦纹及一些局部几何形划纹和印纹。
七 汉画像砖
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陶器之一。建房的砖素面、无纹。有纹、字者均属墓砖，今将其统称为画像砖。画像砖起源于战国，成熟在秦，工于汉。画像砖是当时厚葬风俗的产物，人们用素砖、空心砖来修建墓室，画像砖则用来装饰墓室，铺砌于墓的底部、四壁和斗拱，呈现出方形、矩形、条形、梯形、楔形等，或上薄下厚，或下削上丰的各种型制。荥经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是古代雕刻、绘画和书法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它与画像石一起构成了汉代绘画艺术的双璧。荥经汉代画像砖极富地方风格和特色，大多有精美的装饰字体或花纹，风格简洁、粗犷，又不失精纯、清新，非常独特，给人以富于秩序感、节奏感和韵律感的审美观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砖有两种：庄重古雅的吉祥语砖；以及与汉代的封泥、印玺一脉相承的纪年砖。
西汉中晚期，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小型砖砌墓，即砖室墓，东汉时期迅速普及盛行，历六朝、隋唐墓室细部结构和设施进一步发展，该墓葬形式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
丝路、茶马
前言：南方丝绸之路官道开发于西汉时期，民间商道则早于战国时期便已开通，和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遥相呼应，起于现今中国成都，经犍为（乐山）、云南，到达印度，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今缅甸、东南亚和印度。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经岷江水路到达犍为（乐山），再经僰道（宜宾）到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后进入越南。有史记载，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率3万人沿此线路进入越南北部，建立了瓯骆国，亦称“蜀朝”，故史学家们又称此道为“蜀— 身毒（印度）道”。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阿富汗发现了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邛崃山脉大相岭），找到这条比北方丝绸之路更好走的民间商道，牦牛道自此进入官方视野，汉武帝派唐蒙和司马相如开通这条民间商道。沿途国家和地区使节往来，广泛开展商品贸易、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到了唐宋时期，茶饮大量传播至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及吐蕃藏区。尤其是茶叶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后，南方丝绸之路上逐渐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不断延伸，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通过马帮的运输，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得以与滇川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进行物资交易。
一组 南丝路
1、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南方丝绸之路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既是一条商品贸易走廊，沿途地区的经济交往十分活跃；也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累、延伸、传播，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具有共融性的古道文化。
2、《张骞报告蜀身毒道》
南丝绸之路之牦牛道作为民间商道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通。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阿富汗发现了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邛崃山脉大相岭），找到这条比北方丝绸之路更好走的民间商道，牦牛道自此进入官方视野，汉武帝派唐蒙和司马相如开通这条民间商道成为官道。成都地区盛产的丝绸、纺织品、漆器，临邛生产的铁器、邛竹杖经此商道源源运往国外。牦牛道的开凿使得严道不仅成为开边、治边的军事要塞；还是运输和管理黄金的枢纽——中国古代盛产黄金的地区有三个：其一是旄牛地区的丽水，其二是云南的金宝山和长傍川、三面山，其三是西藏地区。严道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盛产黄金的三点之间。而且，牦牛道为后来的茶马古道的兴旺奠定了基础，严道成为边茶输出主要地之一
3、何君尊楗阁刻石
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发现的东汉摩崖石刻“何君樽楗阁道”题记，不仅是南丝绸之路这条商道存在及走向的确凿证据，还是全国修建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何君尊楗阁刻石》素有“南丝路第一碑”和“中华第一汉碑”之称，其记载牦牛栈道修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9年），栈道长五十五丈（约合今1.37公里），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三年有余，平均每天修建栈道1米多，由蜀郡太守亲自指派属官督造，可见此道的重要性。而在书法艺术上，书法分为篆、隶、楷三种字体逐渐演进，构成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轨迹。《何君阁道石刻》体现了中国文字由秦朝篆字向汉朝隶书过渡的阶段。
南方丝绸之路荥经段路线：雅安——花滩（荥经）——泗坪（荥经）——三合（荥经）——大矿山（荥经）——泸定，然后折而向东至汉源。
二 茶马古道
南丝绸古道是中国古文明传播的国际通道，同时也连接了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南丝绸之路的国际意义退而居次，更多意义上成为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承南丝绸之路而来，作为前世今生的继承，两者线路有分有合。从明至清，川藏茶马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鞍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明清时期产荥经产茶量益增，据《荥经茶叶志》记载，在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为八千担，到清雍正、乾隆年间（公元1723——1736年）已达二万三千三百余担，到1984年已达四万五千担。千百年来，荥经茶正是在茶马古道上人背畜驮穿越崇山峻岭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增进了藏汉民族的融合，推动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雅安地区南路边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早已超过了茶的本身，在中国的茶业史上和茶文化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茶马古道路线图》+《荥经县内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道路本体：出雅安南门向南经荥经县、汉源县到达泸定、康定，这是文献记载中的“大路”，是古来的官道，沿途驿站客栈较多。“茶马互市”不仅推动了民族团结和融合，也为雅安、荥经的茶业繁荣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大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近代战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茶马古道对运输物质、抗战胜利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2）、“忠臣、孝子”——王阳、王尊
荥经县内的“九折阪”古道，回曲九折，崎岖险峻，甚至夏日凝冰，经常发生马翻人亡的惨剧。西汉时，王阳做益州刺史，巡行州内区域经过九折阪时，因其险峻叹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怎么能在这样危险的地方行走呢？”后即称病辞官。王阳之后，王尊做益州刺史，也经过“九折阪”，就问随行的下属：“这是不是王阳畏惧的那条路？”下属说：“正是。”王尊大声对为他驾车的人说：“走快点！王阳是孝子，我王尊却要做忠臣！” 后人把王阳、王尊的故事称作“阳孝尊忠”，成语“视为畏途”也出于此。陆游在《窗外》中也写下了：“九折危途寸步艰，至今回首心尚寒”这样的诗句叹其险。
《汉书》所载原文：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坡，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以病去官。后王尊为刺史，至其坡，问吏曰：“非王阳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唐 石佛寺
石佛寺摩崖造像坐南向北，面积约120平方米。造像位于寺庙内两座高4.4米、宽10米的天然岩石上，雕刻面积约44平方米。造像共67龛，243尊。雕刻内容为佛家和道家的代表尊神。佛家主要为：佛福、菩萨、菩萨众弟子、比丘、金刚力士。道家主要为：“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中1号龛为敞口平顶龛，龛刻内容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龛高2.64，宽1.73，深0.8米。
该造像始于唐至明清各代均有补凿，主龛凿于唐贞元六十一年（公元795年），为典型的唐代造像，为研究唐代雕刻工艺和技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明 开善寺
开善寺大殿于1991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善寺正殿建于明成化十二年（1475年），为抬梁式木结构建筑。
开善寺原是瓦屋山佛教圣地的第一寺院，“开善”二字是取其规劝进山朝佛的香客从此净心归佛，开始行善之意。开善寺坐西南朝东北，背依小平山，傍邻经河水，现存正殿。正殿无论是在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与同期的同类建筑相比，它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手法和风格，具有抬梁结构向穿逗结构过渡的建筑特征。大殿采用正方形的平面布局，以素抱鼓式柱础托起各柱。采用早期建筑之手法的柱侧角以增强建筑的稳定性。前后檐及山面的柱子用阑额连接，并在阑格上下施加额枋。在当心间阑额上以高浮雕的手法镌雕两条出水蛟龙，张牙舞爪，飞腾夺珠；两次间阑额上浅浮雕两只飞向太阳的凤凰。阑额是承托斗拱连接的功能构件，但在该建筑上它以精工细腻的雕刻，美观大方的造型，将传说中的“二龙戏珠、双凤朝阳”雕刻于阑额之上，使之形成装饰，运用了功能构件和艺术符号充分溶为一体的特殊建筑构思，这在同时代的建筑是鲜见的。
开善寺正殿，建筑严谨，古朴优雅。其特殊的建筑设计和完善的功能，加以精美的雕刻作装饰，是研究古建筑结构和古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开善寺由大殿和周围民居组成，时代跨度大，建筑类型丰富，既有传统的西南民居建筑，又有大气雄伟的抬梁和穿逗结构，为研究建筑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清 太湖寺
云峰寺原名太湖石云峰寺，又名云峰寺。寺庙坐东向西，面积约66700平方米。寺内共有大殿6座。1991年川府发[1991]50号文件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太湖寺相传为太湖神龙之窟宅。据史籍记载：始创于唐，赐额于宋。明弘治、正德年间增修毗卢殿、善法堂、佛殿、经楼、天王金刚等殿及两庑厩室，至嘉靖年间告成。具有相规模，当时为朝拜佛教圣地，辟支佛道场瓦屋山的重要寺院。其后在清乾隆、雍正年间进行整修。按顺序原来分别为天王殿、弥勒殿、大雄殿、金刚殿、毗卢殿、观音殿六大主（正）殿，逐殿恰阶而上，一殿高过一殿，气势磅礴。 现为天王殿、圆通殿、毗卢殿、大雄殿、观音殿。
清 公兴茶号
姜家大院坐南向北，占地面积约1800。民居由门厅、前堂、中堂、正堂、厢房构成四合院布局。民居所有建筑均为三进院落，木结构穿斗式。三进院落，木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中轴线两边，分别为左右对称的三进院落。整体建筑前半部分为明代晚期，后半部分为清代早期建筑。建筑整体呈长方形。门窗雕刻戏剧人物和故事，包括花草，动物等图案，并且在图案上覆盖金箔，雕刻工艺精致细腻，造型准确生动。公兴茶号商标藏名叫“仁真杜吉”。 建筑房屋是传统的木结构四合院，具有鲜明的川西民宅特色。
四合院中的天井就是晒茶的晒坝，天井四周房屋依次是踏茶、沤堆、炕茶、拣茶、冲泡、编包（包装）的地方。成品堆放有专门仓库。生产的茶在西藏及广大藏族地区，一直享有很高的信誉。
【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曹琳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