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针对大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内地存在的差异性，没有将在内地实行的封建统治体系套用到这些民族地区，而是“因俗而治”。元朝建立后则在前朝的基础上大量广泛推行土官制度，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机构中，任用少数民族头人酋长为长官，代表封建王朝行使对当地的统治权，称之为土官。土官的主要特征是世袭其职、世袭其地、世袭领民；在其辖区内实行原有的统治方式不变；土官必须向封建国家承担规定的政治、经济义务，战时还要率所部土兵奉调出征。
青海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各方面与中原相比，都有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因此推行“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官制度是有利于元王朝统治的。元代在青海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远不完备，因而土官制度在元朝对这一地区统治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甚明显。但是，土官制度毕竟已成为封建王朝统治体制在青海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封建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明朝建立后，在青海地区更加广泛地推行了这一制度。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的建立，元朝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统治势力由此进入青海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故元甘肃行省右丞朵尔只失结、西宁州同知李南哥等在明将宁正招谕下相继降附。明代在青海地区的建政施治与当时北方地区民族关系及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关。因此，明朝在青海的经略带有明显的保守防御色彩。体现在具体施政方面，没有建置专司地方行政事务机构，而是设立卫、所两级军事单位来兼设地方行政，以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宁。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改西宁州设西宁卫，西宁卫初属陕西都司。西宁卫下辖6个千户所，其中右所治碾伯（今青海乐都），其余左所、中所、中左所、前所及后所均治卫城。西宁卫作为一个兼司地方行政机构，由卫经历司进行管理。西宁卫、所（包括千户所、百户所）的各级官员中，也有大量的参与当地少数民族尤其是土人（当地人）首领，形成“土流参治”的格局。在河湟地区如李氏、祁氏、阿氏、汪氏、甘氏、冶氏、喇氏、朱氏等等大小16家之多。
土官的主要职能是在封建国家的授权之下以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和朝廷命官的双重身份来统治所属族众。正如明成祖在给必里卫士官的诏敕中所说的那样：“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大法度治他”（转引自《青海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七页）。各族大小土官的统治也就构成了明朝封建统治体系在青海地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明王朝“边塞”地区，“治兵保塞”、“平定逆乱”自然成了青海各族土官的重要职责。土官自有土兵，“其盔甲、马匹、器械，自行置办，无事安耕，有警调援”，寓兵于农（牧）。像土官“李、祁二巨族，众数万人，咸习工马”（明，周一敬：《甘肃镇考见略》）。李英、李文二土官即此而累积战功，先后被分为会宁伯和高阳伯。
一 、李氏土司家族由来
洪武四年（1371 年），西宁部落首领李南哥率部归附时仅被授予西宁镇抚指挥，后通过“招安番族，疏通道路，置邮递、广积贮，捕黑章咂番贼”，擢升西宁卫土官指挥佥事，河湟李氏由此登上明清政治舞台。明清易鼎之际，李氏顺应时势，带头归附并效忠清政府，成为清廷在河湟地区一支重要的地方力量。军事、政治的成功为李土司家族的兴盛打下坚实的基础，李氏通过与地方上层联姻、巩固了社会地位，提升了家族影响力，经过长时段的发展，人口众多的李氏家族分为“东府十三门”“西府十门”“中府四门”，在河湟地区形成“湟水三万户，而李氏家族为最繁亦最盛”的局面。
李氏家谱中的始祖，明代一般追溯至拓跋思恭。认为李土司先祖所居灵州，在灵州失守后，李氏先祖是为逃避战乱， 流落到西宁地区 。李氏先祖是西夏党项族，还是迁至西夏的西域人 。至今尚未定论，存在争议，因此后来便有了“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的始祖架构。
清代编修的家谱一般追溯至晋王李克用，而家谱中记述李克用为先祖的事迹是由李英、李昶的后代李天俞倡导带头重修的《李氏世系谱》，由文化大家岳鼐通过对来自于《资治通鉴》相关内容的改造来写的序 ，因此后来便有了“按李氏初祖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的始祖架构。后有功于唐朝而赐姓李。李克用为唐雁门节度使、晋王。李克用有亲子十三人大部被杀，唯李存礼和李存勖的五个儿子李继岌、李继峣、李继嵩、李继潼、李继蟾逃走阴山，后以白达勒达名字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据藏文古籍记载：“西夏亡国后，一部分西夏人（党项族）在赛吾首领的带领下从河西南下穿越宗喀到达今黄南州的同仁；甘南州的夏河、合作和碌曲等地。逗留20多年之后留下党项十八秀中的华秀氏、麦秀氏、贡秀氏、尕秀氏、卡秀氏等一些部族，随赛吾沿岷江南下到今甘孜州的木雅、丹巴县、康定西部新都桥和阿坝州的松潘、茂县、金川等地定居”。之后，又一部分西迁至西藏，因他们来自于“北方”，故被称作“夏尔巴人”意为“北方人”。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隐匿或留居于河湟地区的西夏人也很多。李土司的先祖赏哥初为元歧王府供职时,得到歧王赏识授予官职，遂其重振家族的影响力，成为一方土司。 李南哥前及前后人物架构具体来源为 ：元朝西宁州官员长吉死后，其弟脱帖木耳继承了他的爵位和封地，后进封为岐王。脱帖木耳有二子:长子名为锁南管卜，袭岐王；次子名为赏哥，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使。脱帖木耳把封地西宁州托次子赏哥管理。管吉录有二子：长子名李南哥，袭父职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使；次子名察罕帖木儿。元亡后李南哥归附明朝，授其官职，并准其世袭，史称东伯府李土司。李南哥系又分出土司李化鳌，史称小李土司。李土司李文为察罕帖木儿之后，史称西伯府李土司。由此，李氏赏哥系演变为三个土司。另外，脱帖木耳长子锁南管卜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将岐王位让给了他的长子阿刺乞儿，而他本人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即行省最高长官。至正十三年(1353年)，以锁南管卜为永昌宣慰使，总永昌兵马，仍给平章政事俸。自李英承袭其父南哥思丹八亦监藏（李南哥）的乌思藏都指挥司同知后，相继荣升为西宁卫都指挥佥事、陕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会宁伯，并封其父南哥如子爵。
党项羌为藏族古老氏族“董氏”后裔之“木雅噶”。而且，在元、明时期，很多土司家族成员姓名多用藏语名。如，李南哥在《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没有加“李”姓，而称“南哥思丹八亦监藏”这一藏名。李南哥的曾祖父名字也没加“李”姓，叫“赏哥”（初为元歧王府供职,卒赐鄯善王），也是藏语译音。李南哥的祖父叫“梅的古”（元成宗铁穆耳的一员武将）、父亲叫“管吉禄”（西宁州同知）都像藏语名。李南哥的三叔叫“坚赞”，这完全是藏语。后来李南哥之子李英及后代未见用藏语名。
二 、李氏土司始祖两种来源的具体原因
李氏家谱对始祖得姓，主要有两种来源的说法。
一是拓跋思恭说，认为李氏家族得姓于唐代李思恭。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由陕西巡抚马文升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 年）撰写的《明故前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神道碑》提出此说。马文升熟悉西北边疆，且与李英之子李昶共事过，对李氏家族应该颇为了解，并提出其祖先“出于元魏”的说法，自此之后，这种说法被李氏认可并流行数百年。嘉靖十五年（1536 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赵载在李宁邀请下所写《李氏忠贞录序》中提到，“仆自始祖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万历二十年（1592 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王家屏所撰的《李氏世系渊源谱》，对李氏得姓的描述更为翔实，“按李氏系出元魏，本姓拓跋。唐中和元年（881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会鄜延节度李孝昌，同盟讨黄巢，屡战捷功，二年为京城都统。昭宗践阼，为夏州偏将，骁勇善射，以战功钦封夏国公，赐姓李。”可见，李氏系出元魏，得姓于拓跋思恭，在明代是该家族的权威观点。
二是李克用说，此说法出自清初李天俞重修的《李氏世系谱》：“按李氏初祖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此后《西宁志》《甘肃新通志》《清史稿·土司传》等诸书，都无不采纳此说。按照常理，李天俞作为李英、李昶的后代，且有明代大臣的多篇文章在先，自应传承已有的祖源得姓叙事，但却偏偏放弃了拓跋李思恭，而另立沙陀李克用为始祖，为何原因？由后来学者李培业认为，李天俞不以拓跋思恭为始祖的原因是，拓跋李氏为西夏皇族，清廷认为金是满人前身之一，而金与西夏是世仇，李自成曾以西夏王李继迁为太祖，清廷以李自成为叛逆，且李天俞遭闯兵之难，家破人亡。在这样多重背景下，李天俞既不可能承认与李自成同宗同脉，又不敢承认西夏皇室为李氏先祖，所以另以沙陀人晋王李克用为始祖 。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李天俞等精英人物的政治生存策略。 为了以沙陀取代拓跋，《李氏世系谱序》对李克用的功业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 ：僖宗乾符五年（878 年），防御使段文楚推克用为留后。时河南盗起，沙陀兵马使李尽忠谋曰 ：“今天下大乱，号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贵之秋也。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勇冠三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黄巢作乱，进军前东渭桥，与巢军战于渭南，三战皆捷。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最强 , 诸将皆畏之。诏以为河东节度使 , 以复唐室之大功 ,进爵陇西王。又进表诛田令孜等 , 后加中书令，进爵晋王。上乃褒其忠， 复进表诛朱全忠，终为国患，不听，克用还晋阳。自兹肇迹王基 , 记载昭然 , 难以殚述 由此可知，李天俞通过对李克用的贡献做如此详尽的描述，目的在于表明沙陀得姓的法理性，凸显李克用这位家族的英雄始祖，从而以李克用彻底取代李思恭。在这样的操作下，河湟李土司家族从拓跋李氏之后变为沙陀李氏之后。
三 、李氏土司始祖两种说法的具体阐释
从李氏家谱对始祖的英雄架构可知，他们试图彰显家族英雄祖先及其辉煌的历史，此举具有多重文化意义。首先，他们都出身高贵，不论是西夏皇族，还是沙陀贵族，都非普通百姓 ；其次，他们都有赫赫可夸的历史，始祖因有功于国家社稷而被赐予李姓，即便是其他名门望族，也未必有如此的荣耀 ；再次，他们名义上都是奉皇命镇守一方，实际上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身的地方势力，拥有极大的权势；最后，他们都忠君爱国，在国家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对国家稳定起到关键的作用，堪称“乱世中兴之臣”。始祖高贵的出身、极高的声望、显赫的战功、忠君爱国的品行，使本就是河湟地区名门望族的李氏，因祖上的荣耀更加与众不同，不论是拓跋李思恭，还是沙陀李克用，让李氏家族拥有了无可比拟的英雄始祖，赋予了其更高层次的历史文化地位。
明代，李氏家族自认为西夏皇族后裔，但西夏却为蒙古所灭，而蒙古作为明王朝最大的敌人，不论是当时北方的蒙古，还是后来占据青海湖的蒙古，一直都是明王朝潜在的威胁，由此达成了与明廷抗击蒙古的共识。家谱世系的架构似乎在向明王朝传达 ：李氏家族对抗蒙古，不仅出于保卫明廷，而且还带有更多“复仇”的情感色彩。李思恭的“骁勇善射”，既凸显了李氏家族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又为李英、李文立下不朽战功找到祖源的支撑。先祖李英、李文为对抗蒙古做出卓越贡献，李英，参与了明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虏廷”和明宣宗率军北征等重大军事行动，有胆有识、作战勇猛、战功突出。他从征漠北，安定西疆，于“宣德二年（1427 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并封南哥如子爵”。《李英神道碑》中提到“文皇帝亲总六师出沙漠，剿本雅失里于玄冥河，获阿鲁台于广漠虏，公皆与焉。”而李文，祖籍陕西华阴，早年跟随李英征战，天顺元年（1457年），任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后升总兵官，佩征西将军印，镇守大同。同年六月上旬，蒙古骑兵进掠，李文率兵抗击，生擒杀伤数十人，夺得军械马匹无算，次年被封为高阳伯，赐 金书铁券 ，后镇守延绥，防御蒙古。
后来李天谕为什么要选择拓跋思恭为先祖？首先，拓跋思恭与李氏家族有着相同的出身和相似的经历，作为党项贵族的拓跋思恭，身处乱世依然忠于朝廷，为平定黄巢之乱立下汗马功劳，河湟李氏身为朝廷命官，面对蒙古的侵扰，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其次，拓跋思恭因平黄巢功赐姓李，跻身中原士族之列，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巧妙的衔接使李氏在河湟地区的地位变得合理而正统。身为副总兵的李天俞在明王朝灭亡前夕联合其他土官坚守西宁城，抵抗李自成部将贺锦部的进攻，并取得一定战果 ：闯军齐之宸部围城久攻不破，制将军鲁文彬战死，贺锦也命丧于此 。面对如洪水般涌来的闯军，这种抵抗无异于螳臂当车，结果在当地百姓与闯军的里应外合下战败。战后的李氏家族，西府李洪远“同妻祁氏被执，不屈而死。家人同难者百二十余人。”东府李天俞被俘，“妻王氏、妾匡氏偕弟天翕、天命抗节死难。”《李氏世系谱序》对此有沉痛记忆：“妻孥投于岩谷，昆仲毙于刚锋，部落死难者千有余口”被俘后的李天俞在清军帮助下返回西宁，清顺治二年（1645 年），“英亲王阿济格至关中，流寇溃散，天俞谒王，王赐衣冠、鞍马、银两、彩缎，令回西宁招抚番族。”如此的叙述，把李氏家族的命运与清王朝的赏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李天谕战后回到原来的属地，虽得到清廷的优待与器重，但李氏实力在战争中严重削弱，为继承土官地位的政治需要，李天俞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依附于强大的清政府，才能保证家族特权。在李氏看来，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朝廷的更替对其影响不大，只要忠于政府，才能壮大家族，向清政府表示臣服与忠勇，成为复兴家族的政治策略。李天俞除受命安抚河西各土司番族外，还对清政府给予经济、军事支持，如顺治四年（1647年），为报清廷殊恩，李天俞将军马田土所收秋粮归仓，自己与各门族舍人等，仅留赡养。次年，甘州米剌印反清，李天俞及李天申，跟随总督孟乔芳征讨 。李天俞尽忠竭力，因在此役中“擒叛番赵进忠等，擒伪都司马胡牙等，斩首九十级”，于顺治十年（1653年）授予西宁卫世袭指挥同知。康熙十三年（1674年）冬，王辅臣响应吴三桂反清，后攻陷兰州，总兵王进宝檄李天俞子李澍征剿，“澍与弟洽预调水夫五百余名，各造木筏五十余只，由兰州河口宵济军官，并率土兵千余骑继进，遂复兰州、临巩诸城。”可见，他们在这时期对清王朝尽表忠心，政治立场鲜明。
除政治、经济、军事支持外，文化认同也必不可少。在当时祠堂、家谱等大批有着家族记忆的物件悉数被毁、人心离散的情况下，重修家谱是李天俞延续家族记忆的主要方式，家谱中的英雄始祖自然成为他笼络人心、宣传忠君爱国的符号。因政治、避讳等方面的需要，李天俞以“庙祀倾圮，像谱煨烬”为由，将李思恭选择性失忆，重塑李克用为始祖。始祖李克用之说，在李氏与朝廷官员的交流互动中，逐渐影响着官方记忆 ：清代有关历史文献都记载李氏家族为李克用后裔。甚至于以后的官方文件中都认为这一事实。这样通过精心的重构与互动，最终以史料的形式进入官方视野，实现了由拓跋氏之李到沙陀氏之李的转变。历史文献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传播媒介，它所传播的有时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主观的、选择性的历史。并邀请岳鼐用大量笔墨突出始祖晋王李克用、先祖会宁伯李英、高阳伯李文等人的忠勇事迹，无疑是在向清政府传递李氏家族有着尚武精神、忠君爱国的品质，是值得信赖的地方势力。
英雄始祖的架构影响着后代人的记忆，始祖李克用之说以家谱的形式进入家族记忆，在上层的倡导下传播到广大李氏百姓中。由于知识的缺乏和祖先记忆的模糊，他们相信作为族中精英阶层的话语权威，也乐于认同这样一位忠君爱国、有勇有谋的英雄始祖，更愿意接受数百年前与土官为一家的事实。通过精英与百姓的互动、口头的传播，使李克用成为家族的始祖。对于当时李氏族人来说，身处战乱频繁的河湟，回忆唐末战火纷飞中始祖英勇的事迹，这无疑让在动荡社会下对未来充满迷茫的他们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始祖李克用之说以续修家谱的方式不断传承，扩展了世俗的时间和记忆的维度，通过 不断强化刻在了族人的记忆之中。不论是土官、地方精英，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纽带，那就是英雄始祖——晋王李克用。 但恰如其分，由西夏统治河湟时，也有一位“晋王”，是西夏晋王察哥（察哥为西夏惠宗之子，崇宗之弟），察哥为西夏惠宗秉常之子、崇宗乾顺庶弟，夏贞观三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封爵晋王。《西夏书事》崇宁二年（夏贞观三年）九月条记载：“秋九月，封弟察哥为晋国王。”并载;“察哥，乾顺庶弟。”。察哥封晋王后，执掌兵权，多次出兵河湟。亲自出征河湟明确见载的有四次。晋王察哥卒于天盛八年（1156年）四月，享年七十余岁。
元之前湟水流域是被西夏所统治，西夏皇族支系和族人落居此地是没有不可能的，当1227年西夏灭亡之时，西夏王城遭蒙古铁骑的血洗。据波斯人在史集中记载，西夏国王和中兴府居民全部遭到屠杀。蒙古秘史也记载了西夏王朝的惨烈灭亡：“不留子遗，故有此记”。西夏人（党项族）在亡国后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多部逃往内地，后没入汉族中。也据老人口传：弟兄三人逃跑之青海地区，一人逃向暖支沟（今隆治沟），一人逃向乐都西宁一带，一人逃向向大通贵德一带。逃亡记录至今在宁夏西夏博物馆内墙上人物架构，记载中有：“暖之沟原坡皇堂之记载”说法。
四 李雄垣坡皇堂墓地及李㺬巴州原墓地
据李鸿仪、李培业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中特别注明：“谨考民和暖支沟原坡皇堂（垣坡大坟滩）祖茔碑。系锦衣卫副千户之墓。有男永与昶所立碑。则知雄祖葬于原坡皇堂矣。”还有李氏家谱记载“雄南哥祖之次子授锦衣卫付千户葬於垣坡皇堂”。明朝列大夫兼修国史总裁国子祭酒胡若思撰，翰林朱孔阳书：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丘陇之卜，巴州之阳，阴阳结聚，松楸郁苍，腾今耀古，百世流芳。大明宣德二年岁在丁未八月十六辛未上吉立石”这神道碑里已明确说明了这里所葬之人为李英祖先南哥所葬之地。如果李雄是李英胞弟，那么这里是李雄及其南哥祖上所葬之地无异。
“……数年而卒，時宣德五年正月十四日也，享春秋九十有三。上为感悼，特遣中使谕祭，且命官司营葬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西宁之巴州山。公娶王氏，赠夫人，子男二人，长英，次雄、锦衣卫千户，女三人，长适指挥班贵，次适汪福，次赘婿薛。孙男三人，长文陕西行都指挥使，次武，次昶，孙女三人为之铭。”这是南哥《墓志铭》中明确记载南哥死后葬于“西宁之巴州山”。那么由民和县博物馆所藏：明故前推诚宣力武诚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神道碑所记载的民和享堂李英之墓便是新坟，享堂哪里是从李英开始所葬，而没有他的祖先陵墓葬在里面。
进士尚宝司丞李㺬《新修札都水渠记》中曾明确记载：“……弘治初。因慨念丘陇荒芜。请命西归。洒扫事竣。乃立先业而维新之。”而李巩因辞官返乡、为父李昶守孝，适逢巴州、川口一带大旱，他不辞辛劳率领家人挖掘渠道，遇沟架槽，修渠约15公里，期间据说与李雄之孙（李永养子李瑾）为家产发生矛盾纠纷，巧合的是他返乡也恰恰15年后离奇亡故，既不葬巴原坟茔，更不入原坡皇堂祖茔，自己另选坟茔葬于民和巴州原上（这里特别注明李英坟茔在巴原，享堂以前叫巴原）。
“丘陇”，亦作“丘垄”。（1，指坟墓，《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塋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孙希旦集解：“墓域曰塋，其封土而高者曰丘垄。”《墨子，节葬下》：“有丧者曰：棺椁必重……丘陇必巨。”《汉书，楚元王传》：“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南朝 梁 江淹《恨赋》：“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明王世贞《鸣凤记，拜谒忠灵》：“丘陇頽，桑田变，天涯和鹤空悲咽。”2，垄亩；田园。南朝宋 鲍照《代边居行》：“不覩车马迹，但见麋鹿场。长松何落落，丘陇无復行。”《旧唐书，肃至忠传》：“憸利之辈，冒进而莫识廉隅；方雅之流，知难而敛分丘陇。”清 唐甄《潜书·两权》“豪杰失望，思归丘陇，人心解蔽，不可復振。”）
“巴州南面用龟卜之术找了个墓，这里松树郁郁苍苍……”依山南水北为阳，原坡皇堂就在巴州南面，方位说的恰恰就是这里，而巴州南面地域里唯一一处有较大规模且又派人专门守墓的就是原坡皇堂（这里人们叫大坟滩）。而方圆千里其他地域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大规模的墓葬。而且那时候这里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据当地祖祖辈辈老人留传这里曾经有本山山林，如今还有用这本山林修建的房子还在垣坡村留存有人居住的。而拉马塬对面的山坡那块坟地千百年来在老百姓心目中一直传说是“李晋王”之墓，据传当年“李晋王”路过此地看到这个风水宝地，就吩咐他的部下，让他死后的归属地就选在这里。后来他的后人上坟祭祀时，为了尊敬亡灵，从享堂到巴州翻山而来，当远远看到他的墓地时，就下马拉着马步行到墓地，这就是“拉马缘”的来历，现在人们改叫为拉马塬。只可惜当年大开荒山，破除迷信时，把好好的墓地平整为耕地，而那些石碑，石马，石猴也早已破坏了。墓地的大致轮廓如今还依稀可辨，远看墓地真有点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山、前有前庭之气势，远看就像大鹏展翅之状……，据今八十多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平整土地时埋在地下的石碑位置，如果洪水没有冲走的话，还在那里默默地记载着这里埋葬的具体是何人。
这里的“李晋王”：传说指李克用，在民和一带老百姓记忆中所说的西部首领。据说他临终时嘱咐，死后不要任何棺木和其他随葬品，也不要穿任何衣服，相当于净身而葬，并且留了三支神箭，出灵柩后要向东部连射三箭。后人李存勖觉得这样过意不去，就给他穿了件衣服埋葬了，然后向东射了三箭，而此时皇帝正在洗脸，第一支箭射在皇宫大门上；第二支箭射在皇宫屋檐上；第三只箭射在脸盆边。皇帝大惊，忙出兵西部，结果李晋王大败，为了死后不便让人们发现他墓地，就神秘的葬在这里了。据说如果不给他穿衣服的话，最后一支箭会把皇帝射死的，有可能他统一东西部而称帝这样的说法。
李氏土司始祖的追溯是建立在历史与传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种历史文化架构，晋王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历史人物，这里有人说是沙陀李克用为先祖；有人说西夏皇族后裔为先祖。但正真能辨清的话有待于历史的考查与地下文物及石碑的重现。只有埋没于地下的文物才能说清历史的来龙去脉，也能还清一代名将副锦衣卫李雄的生前生后，更能说清两种说法的真实来历，也更能说明好多李氏土司家族未解之谜。
察哥为西夏惠宗秉常之子、崇宗乾顺庶弟，夏贞观三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封爵晋王。《西夏书事》崇宁二年（夏贞观三年）九月条记载：“秋九月，封弟察哥为晋国王。”并载;“察哥，乾顺庶弟。”。察哥封晋王后，执掌兵权，多次出兵河湟。亲自出征河湟明确见载的有四次。晋王察哥卒于天盛八年（1156年）四月，享年七十余岁。
锦衣卫副千户李雄之墓东五百米处，一高高的山峦，山势独特与山坡之间，谁也不敢肯定这是坟墓还是山峦，据当地人留传这是“李晋王”之墓，一直以来称呼的“大岭跟”，是早年的“大陵跟”引申而来，前面下方的垣坡大方张家，据祖祖辈辈留传是给“李晋王”守墓的人。
大垣头上盘龙寺始建于西夏，为皇家寺院，次重修于明洪武年间，再修于明天顺三年。据传大垣头上的盘龙寺寺院山门、大殿立柱等处共有九龙盘柱。僧内勺失吉省吉、李昶、李永及其他人等为纪念西夏远祖和垣坡皇堂所葬雄祖，约于明天顺三年（公元1460年），在垣坡皇堂（据说与西夏王陵、民和享堂风水一样，都是两水夹三山呈二龙戏珠、金瓶玉带，而垣坡龙王庙就处在“珠”口上）正对面的大垣头上重修盘龙寺，寺院山门、大殿立柱等处有九条龙盘绕，规格以西夏国皇家寺院建造，并将寺院以西喇嘛垣500多亩土地封给了寺院。如果不是皇家寺院的话，当时宗教、等级森严的时期，普通人不可能在这“唐蕃古道”、“丝绸之路”、“允吾古道”之称的交通要塞，历史故地上大胆用九龙盘柱的高规格模式。
李鸿仪公在《西夏李氏世谱》“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一文最后加了一句“此碑在青海民和享堂前佳城。碑额篆【赠夫人王氏墓碑】七字”这一句是错误的记载，因为南哥墓根本不在享堂，而墓碑也不可能在享堂坟茔。所以在这里特别指出，以免以后误导后人辨别。
由灌顶清净广慧国师绰师吉星吉敬撰并书《碾伯县老鸦鹦哥嘴古石刻》一文中记载：“星吉。西戎人也。……英之弟李雄。授锦衣卫副千户。子李文。西宁卫指挥佥事。侄男李赟。授武略将军。李藁、藏卜，矢刺三人。俱授忠显校尉。……是以勒之于石。俾后观风者。有所采焉。宣德二年岁次丁未秋八月之吉”这里李雄应该是李文叔父，而星吉是李雄重孙，他不可能不知道详细辈分，这里辈分混乱，但刻石时间和胡若思撰南哥神道碑同一年，是刻石错误？记载错误？还是有意而为之？在家谱中记录：“雄南哥次子。锦衣卫副千户。葬暖之沟原坡皇堂，有碑记。生子永。永无子。养瑾为子。其后居暖支沟水磨沟慧隆国寺老鸦峡坡根等地”仅一句带过，而数百年来在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谜底，望大家继续挖掘详实的历史资源。
参考资料：
[1]《土族著名历史人物——李南哥评传》作者：慕容宏图，《中国土族》 2003年01期。
[2]《从家谱档案看李南哥及其后裔》作者：李继青，《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 第4期（2014.07）。
[3]《沙陀往事：从西域到中原的沉浮》樊文礼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4]《凉州（西夏）李姓述略（二）》作者：陈有顺，凉州文化 。
[5]《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八至卷二百七十四）
[6]《明仁宗昭皇帝实录》（卷四至卷七）
[7]《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之七至卷九十）
[8]《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十至二百七十六）
[9]《西夏李氏世谱》
[10]《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
[11]《李氏家谱世袭宗谱》
[12]《论河湟李土司家谱中的英雄始祖的文化建构》原文刊于《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作者何帅，赵宗福。
[13]《李土司家谱三种》
作者介绍：李伟，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民和县民族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曾荣获诗词世界杯第十届中华诗词大赛一等奖。《吉祥湾的传说》获得青海省海北州文联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开展的“昆仑文化”文学作品优秀奖。《拉马塬的神奇传说》荣获青海河湟文学学会第十届“开拓杯”文学艺术三等奖。
【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曹琳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