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4日上午，“东坡文化论坛”在2025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上成功举办。今年的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以“AI引领知识产权创新，规则赋能IP全球合作”为主题的，主办方着眼海南省的东坡文化战略与学术研究创新实力，邀请黎安书院、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共同发起 “东坡文化论坛”。海南黎安书院院长、《苏东坡大传》作者刘传铭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下午好!尊敬的贵宾、亲爱的朋友们！
在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的论坛上专门设立东坡文化研讨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论坛的诞生我和崔保国教授是始作俑者，上个月在北京谈及此次知识产权大会时就想借着知识产权交易大会平台，把海南省东坡文化发展战略话题也纳入进来。今天的研讨会期待借知识产权大会之势，能够对东坡文化做一场别样的思考。我们给自己出的这个话题应该说比较冷。知识产权和苏东坡究竟有何关系？
谈及知识产权，我理解的核心分为两大块：一是确权，二是维权。所谓确权，就是如何来认定知识产权，这是作为知识产权理论首要关注的问题。西方通过法律形式，对知识产权的确权制定了严格且不断完善的法律措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权是一个麻烦事。如果将人类的知识形态分理工科和文史科两大类别，前者的确权认定相对容易，而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确权问题却是非常麻烦的。从搜检的资料可以看到，苏东坡无疑是深受确权问题困扰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难以言说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人生重大转折点是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这个事件使他从原来一直人生快意的生命上升曲线突然折落下来，“乌台诗案”让他遭受了沉重的政治打击被贬黄州。我曾说过，在流放黄州前是“青史存苏轼”，流放黄州后是“黄州出东坡”。被贬黄州后，他生活极其窘迫，流亡的官员没有薪俸又挈妇将雏，全家二十几口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商借了一块向阳的山坡躬耕劳作。他要躬耕自食，自我救赎。
苏轼“乌台诗案”的发生有一份关键文献，就是苏轼湖州任上写的《湖州谢上表》，这相当于他给朝廷提交的一份报告，其真实性毋庸置疑。至于这个“乌台诗案”导火线背后，实则是北宋朝廷改革与反改革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当时的朝廷围绕改革与否、如何改革的问题，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苏东坡如何成了出头的椽子，仅仅从政治地位来看，他与当时处于权力巅峰的王安石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王安石就是他人生道路上挡道巨石，一个凭轼而进的小小文官马车无论如何也是会被挡道巨石撞得人仰马翻。但是苏轼凭借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精彩思想让他拥有了众多支持者和搅动时局的影响力，于朝堂改革与改良相对抗局面撕裂性的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期间，创作了两部诗集《钱塘集》和《眉山集》。除官刻本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擅自刊印苏轼作品被冠以《钱塘集》和《眉山集》未经授权的盗版书。对于这种侵犯知识产权、损害个人名誉的行为，作为文人的苏轼颇为恼火并撰文抨击。苏轼的“维权”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这些盗版诗集又被政敌利用，成了苏轼政治上的罪证，问题就更加麻烦。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无疑是维护作家著作权、捍卫知识产权的早期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的知识产权概念，与如今现代知识产权体系显然不能等同，然深究下去，其中蕴含着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衍生的许多耐人寻味故事，一定会对今天的确权维权有诸多借鉴。
苏轼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态度有“两面性”。他既对他人侵犯自己著作权的行为深恶痛绝，却又在另一些情境下，做出了看似“忽视”知识产权的举动。这究竟是他言行不一，还是受时代局限、价值取向与个人情怀的多重矛盾。最具代表性的列子便是他与“圣散子”秘方的故事。
苏轼当年和同乡旧友医家巢谷交往中得到了他治疗瘟疫的秘方“圣散子”，约定可以把秘方告诉苏轼但不能外传。遗憾的是苏轼未能守约。按今天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不守约就是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他在黄州流放时，那一年正好遭逢黄州瘟疫大发，苏轼便“忘掉“与巢谷的约定，把药方公诸于众，还组织人熬汤制药救助百姓无数。苏轼无疑侵犯了友人的知识产权，违背了当初的约定。但如果我们跳出纯粹的法律框架，从人道主义与慈悲情怀的角度审视，苏轼的做法又无可指摘。在生命至上的信念面前，个人承诺与知识产权的边界，似乎被赋予了可突破的“天理”。这也恰恰印证了知识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它并非只有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下，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解读维度。
类似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辩奸论》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上。《辩奸论》这篇文章大多知晓是苏洵的作品，文中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进行了尖锐批判，甚至有人身攻击的措辞。因而成为了“王苏”两家结仇的种子。
然而这篇文章的著作权归属存在巨大争议。有北宋学者如邵伯温在相关记载中明确指出《辩奸论》为苏洵所作，但苏轼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与言论中，却多次声明这篇文章并非其父苏洵的作品。直到如今，大多学者仍其归为苏洵作品，苏轼的自证也始终未能完全扭转这一认知。这一案例再次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确权的艰难——没有明确的著作权登记制度，缺乏清晰的证据留存，再加上历史语境、政治因素的干扰，许多作品的归属问题往往变得扑朔迷离。即便是苏轼这样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无法轻易为亲人厘清著作权的边界，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下，知识产权的确权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就《辨奸论》著作权确认，笔者是存疑派，因为邵伯温的“苏洵说”其中有受其父亲邵雍影响的可能性极大。至于“三苏”和“二程”“五子”的微妙分歧于此有关联，就不得而知了。
当我们以现代知识产权的视角回望苏轼的这些经历，会发现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知识产权的边界在哪里？在生命、道义等更宏大的价值面前，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可以有灵活的解读？传统文化中的“共享”理念与现代知识产权的“专有”属性，如何实现平衡？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历史的追问，更是对当代知识产权发展的启示。
中国传统书画领域，知识产权的确权问题同样充满复杂性与趣味性。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便是代表性的案例。这幅画作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其巍峨的山峦、苍茫的意境，不仅展现了北宋山水画“雄、奇、壮”的艺术特质，更成为后世山水画创作的典范。然而，这幅千古名作的作者确权，却直到上世纪才尘埃落定，这背后的曲折历程，恰恰折射出中国古代书画著作权保护的普遍困境。
上世纪前半叶,北京故宫的珍贵文物面临被劫掠的风险。为保护这些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的瑰宝，故宫博物院启动了文物南迁工程。这批文物历经颠沛流离，从北京出发，辗转上海、南京、四川等地，在战火中艰难存续。而在这场文物迁徙的过程中，有一位人物始终坚守在保护一线，他就是中国美术史学者李霖灿。李霖灿先生不仅参与了文物的护送与保管，后来还组织故宫文物赴美展览，并跟随展览潜心研究两年半之久。正是这段与国宝朝夕相伴的经历，让他获得了一个震惊学界的发现。
在反复观摩《溪山行旅图》时，李霖灿先生在画作下方的树丛中，意外发现了两个形同枝叶的小字——“范宽”， 这在中国古代书画署名权问题上叫“藏款”。现在我们一般通过中国古代书画装裱成卷后，卷轴上的题封来确认署名权。但北宋以前没有确权一说，北宋以后才开始出现“穷款”，甚至很多还是“无款”，重“艺”轻“名”，不同于现代著作权概念。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我们今天谈论知识产权时面对的新问题：如果确权都有问题，何来维权一说？
这一案例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没有明确确权制度的传统文化语境下，“维权”又从何谈起？如果连作品的归属都无法清晰界定，那么针对侵权行为的维权便失去了前提。
李霖灿先生在其著作《天雨流芳》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发现过程。“天雨流芳”四字取自纳西语，意为“去读书吧”，这或许也隐喻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离不开细致入微的研究与探索。而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这份研究与探索，恰恰是确权工作的基础。《溪山行旅图》的确权历程告诉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需要借鉴现代法律制度，更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献、实物证据，还原作品的真实归属。
在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的平台上探讨东坡文化与知识产权的关联，更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既肩负着对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打造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高地的使命，也承载着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东坡文化作为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创新精神、包容胸怀与责任担当，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将东坡文化中对知识的尊重、对创新的推崇、对道义的坚守，融入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既能让知识产权保护更具文化底蕴，也能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值得深思的是，知识产权的内涵正在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如今的话语权、公权、私权等概念，都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时间关系我暂时打住。
相信接下来诸位学人的讲演，会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鸣,也能让我们分享来自意大利和日本学人的思索，愿我们能继续从东坡文化中汲取智慧，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为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文根据讲话整理）
【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曹琳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