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1949年初党中央发出的战斗号令。当年，有这样一支由党、政、军干部组成的队伍，顶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冒着尚未散尽的硝烟，告别故乡、亲人，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从太行山到武夷山，从黄河到闽江，纵横六千余里，穿越8省65县，于1949年8月在福建建瓯会师。五路大军汇合，形成了解放和建设福建的统一力量。这支队伍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我党从北方解放区抽调的数万名南下干部中，一支极为特殊、成建制接管一省的干部队伍。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历史转折关头。三大战役后，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大部被歼，解放军前锋已逼近长江。彼时国内外存在一股“国共南北分治”的论调，针对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此时，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已无太大悬念，如何治理饱经战争创伤、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成为更为艰巨的任务——打天下不易，治天下更难！根据中共中央部署，1948年10月29日，华北局决定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由此诞生了由太行、太岳两个解放区优秀党、政、军干部联合组成的成建制干部队伍，可完整配套组建一个省（含省、地、县、区各级党、政、军、群）的政权班子。同时明确了南下干部选拔标准：党性强、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有斗争经验、有领导水平、身体好；选拔方式为自愿报名、组织考察批准。
南下区党委由冷楚等7人组成：区党委书记冷楚，组织部长刘尚之，宣传部长周壁，行署专员刘裕民，社会部长叶松，军区司令陶国清，组织部副部长侯振亚。这支队伍涵盖1个省级、6个地级、30余个县级、100余个区级党政军领导班子，完全具备接管一省的综合能力。
太行、太岳是我党抗战初期创建的首批抗日根据地。上党战役结束后，长治地区于1945年10月8日在全国率先解放。这里既有大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的领导干部，也有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更多的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骨干力量——他们理想信念坚定、革命热情高涨、斗争经验丰富，又熟悉群众工作，完全具备接管政权、为民执政的能力，因此成为党中央选调南下干部的首选来源。
老区干部历经十余年战争磨难，刚刚迎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生活，仍以国家使命为重，踊跃报名南下，老解放区再度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姐妹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在自身干部缺口较大的情况下，仅用一个多月便完成近4000名干部的集结，其中长治地区选调1200余人。
为解决南下干部后顾之忧，组织出台五项保障措施：一是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优待；二是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三是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安排代耕；四是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批准其回乡探亲、安顿家事；五是女干部因身体原因无法随队的暂不南下，待新区局势稳定后，派专人接往驻地。
太行区三个大队所辖平顺、壶关、潞城、黎城等地约340名干部，于正月初六启程赴各县报到，2月14日在长治集结并完成短期培训后，开赴河北武安集训地；太岳区三个大队约1900名干部，于3月中旬统一在长治集中后，转赴河北武安集训地。
行军途中涌现出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长治干部路堂锁南下时，妻子正怀身孕临产，拉着他的手不肯放行，他却说：“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就是要革命到底。”他将妻儿托付给姐妹照料，毅然踏上南下征程。平顺县区委书记牛进才南下时，老母亲瘫痪在床，妻子要照料四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仅3岁）。他走后不到一年，母亲病逝；不久，9岁的长子与3岁的小女儿同时患上疟疾，妻子焦急发电报求援，可战火阻隔、路途遥远，他根本无法赶回。某天夜里小女儿离世，次日清晨长子也撒手人寰。1952年，组织派人接家属赴福建团聚，牛进才的儿子后来回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父亲到南平车站接我们，见到母亲和我后，眼睛却一直往后瞟……我看他眼圈红了。这位在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流血不流泪的老兵，此刻却脆弱得无法接受一双儿女早已离世的现实。”
在武安集结期间，党中央为这支太行、太岳南下干部队伍授予了响亮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全体队员配发了正规臂章及胸章。
这支最终进驻福建的成建制干部队伍，为何定名为“长江支队”，而非“闽江支队”？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最初确定的接管地为苏南地区。1949年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县召开首次干部大会，明确目的地为京、沪、杭一带。
其二，该番号更有利于保障干部安全，便于途中实行军事化管理。全体队员统一配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胸章与臂章。
这是我军历史上罕见的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队伍。据记载，行军途中偶遇友军正规部队时，对方常投来好奇目光——队员大多身着四个口袋的干部服，颜色黄灰相间，与一线作战部队的着装区别明显。
这个番号意义尤为特殊。1949年4月15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亲切会见长江支队领导人冷楚、周壁，深入阐释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长江支队干部的高度重视，也为后续城市管理、经济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势如秋风扫落叶，原计划三个月攻克的南京仅三天即告解放：4月24日南京解放，而长江支队4月25日才从河北武安出发，当地政权已由先期抵达的其他干部接管，长江支队遂进入苏州待命。
由于解放战争推进迅猛，中央原定于1950年解放福建的计划大幅提前。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第三野战军首长电令：十兵团全部转入入闽准备。华东局副书记张鼎丞当即向中央建议：“以冷楚所率三千干部到福建为宜，因时间仓促另行调配干部不及。”请求将长江支队划归华东局、随十兵团调往福建，获中央批准。
接到改赴福建的命令，意味着从接管“人间天堂”苏南，转为接管当时贫穷落后的福建——民间素有“雨水多、蚊子多、毒蛇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这对长江支队干部而言无疑是严峻考验。这批来自太行、太岳老区的英雄儿女再次经受住了党的考验，“长江支队”正式编入三野十兵团序列，7月13日随叶飞率领的十兵团挺进福建。沿途既要应对敌机轰炸造成的伤亡，又要防范土匪、特务袭扰，还要克服南方炎热气候对北方籍战士的生理挑战，队员们始终不屈不挠，历经千难万险，于1949年8月11日抵达福建建瓯，与福建地下党、游击队、新福建省委、闽浙赣省委胜利会师。至此，这支队伍从北国初春出发，至闽疆酷暑抵达，历时178天，行程6400余里，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8省65县，翻越太行、中条、太岳、武夷山脉，跨过黄河、长江等天堑，谱写了一曲南征闽疆的壮丽史诗。
此后他们扎根八闽大地，为福建的解放与建设立下不朽功勋，涌现出谷文昌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风华正茂出两山，一生辉煌留八闽”，抵达福建的3000余名长江支队干部中，共有46人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406人担任过地厅级领导职务，1319人享受地厅级待遇，1315人担任过县处级领导职务，合计3086人。这群人在建国后均掌握一定权力，却没有一人涉及严重经济问题，这是太行、太岳南下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曾为长江支队干部智世昌亲笔题词：“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秦少青，1957年生人，籍贯山西省平顺县龙溪镇；长江支队长治研究会副会长，《南下，那一代共产党人》书籍主编；《长江支队英烈传》书籍文章作者，在《党史博览》、《长江支队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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