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论语》中，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是君子所立之本？“道”又是什么？为什么只有“本立”而后才能“道生”？理解这些问题，或许我们通过研读《论语》便轻而易举地知道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往往是不可靠的，夫子当年言传身教所集而成的《论语》，在我看来乃是用生命所书写而成，当我们在沉浸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或许会发现只有一部《论语》能够成为我们在疾风骤浪中的定心丸，我们在岁月的洗炼之后，或许才发现夫子的《论语》，字字温情。“君子务本”，这个“本”在我看来，既指人之为人之“本心”，又指人之立身之“本业”，再指人之立心之“根本”。本心不移，人生的方向就永远不会迷失，本业能精进，人生便不会为外物所累，精一术而进于道，天下之本虽因人而异，但大道殊途归一，这或许就是夫子《论语》的乐趣，它需要在时间的流逝之中，用生命为时间的刻度做最好的注解。
诚因上述所言，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是我诸多师友当中，最接近“君子务本”的人物，他依“本”而立身，而立心，而悟道，他是一个《论语》中的人物。
不负韶华（1）
多年以来，我有夜读的习惯，常常夜来有“坐拥书堆，枕书待旦”之感，自我感觉，每临书房则世间烦事皆置之九霄云外，陶醉于故纸堆中，甚为快意，如此积习难改以至于常常为此而失眠，不过有书相伴，无意睡眠往来其中，也似乎是天下读书人常有之事。诚因如此，我常常夜读所涉猎之书目范围极广，既有古代先贤的元典原著，又有近世贤达的文集著述，既有唐诗宋词，又有散文小说，无所不包。且以近来而论，我便常读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手札诗函，夜里，一杯茶一尺素书，一片诗心一种情怀，其中既可赏心悦目，又可知主人高古情思。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在我诸多师友当中，不仅才学直逼古人，而且人心敦厚尤似夫子。他精通书画艺术，又善于篆刻金石鉴赏，诗词文章也是早年练就的一身本领。他的书画艺术崇尚“两宋”及元一代的风气，冲淡当中有着萧散之气，高古当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养，尤其是他的书法于当代而言实为一种稀缺，不仅气度在魏晋之间，而且真正体现着中国文人的雅气与质朴，他从来不抄袭古人的诗词，以书法无以载道为耻，因而常常读他的手札和尺牍，能见性情，颂其诗，读其书，相见其人温润如玉，至于纂刻金石艺术，先生于二十年前就已经浸淫其中，得其道深领其中法度，之后迫于生活遂数年未见其刀笔，壬寅七月间，先生持刀笔刻石，沧桑幽古尽得秦汉之味，我曾在《贞人堂读书札记》中记先生刀笔之艺：“先生金石取法于秦汉，形意灵动，拙然有古气。”然而，书画艺术亦或金石篆刻，在先生看来小道而已，常称之为“形而下者”，先生秉性尔雅，志在儒释道之间，以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匡正己学，数十年如一日于艰难困顿之中磨砺心性，读书治学变化气质。因而，先生游于艺则志在为人为学的天地大道。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曾在他《五十自述》中说：“余生曹州农耕忠孝之家，性耿介，少顽劣不羁，独偏牛耳，不为世俗所喜。曾志言：生而为人当为天地人，为事当为天地事，大丈夫应与天地同频，不为俗世所囿。人生五十虽历经磨砺而意志坚定。而立之年及来岭南二十年矣，笃于学问，浸淫于艺道翰墨闭门不出，今十载余也，每日粗茶淡饭，亦能颐养身心，无悲无喜……顺天命，契天时，不妄作，内观其心，俯仰天地而不累于外，为君子无愧于天地良心，如此，方证大道而摄于八方也。”他是一个言语木讷的人，有点像孔子所说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由于觉得时间很宝贵，他常常不善于像无关紧要的人叙述自己几十年来的遭际，但他的情感却是那样的敏感，壬寅岁正值他“五十知天命”的年龄，想到自己和家人，背井离乡漂泊寓居于岭南二十年，妻儿所受之累，志业之途艰辛坎坷，遂写下上述的《五十自述》。这篇自述短文，他用工整的魏晋小楷抄录下来，以示对自己五十年人生的一种砥砺。我读这篇短文，很多次潸然泪下，在这样一个极度浮躁又人心不古的时代，他的心境居然能与古君子交游，行事也以大丈夫而自处，这其中必也遭受很多难处。因为，一个人要以君子之范而自始至终匡正自己，就必须舍弃很多世俗的东西，诚如他所说：“独偏牛耳，不为世俗所喜”。但人在红尘之中，俗世也是生活的必须，他也要“为稻粱谋”，这种取舍之度，闫先生至始至终心底就有一杆秤，这杆称就是义宁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他“顺天命，契天时，不妄作，内观其心，俯仰天地而不累于外，为君子无愧于天地良心”。我觉得这是他数十年来为艺术为人生的底气所在，艺术说到底是人心，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先生有此心其艺术旨趣也必定高古凌云。
先生常称自己为“古曹州人”，“曹州”上古之时曾为商汤建都之地，“元圣”伊尹曾躬耕于此，故文脉深邃代有人出。我常听先生言说家乡素有诗书耕读的风气，他幼时曾启蒙于家乡本家一位私塾先生，很早便种下仁孝笃实的种子。这几年，先生常有新作示我赏鉴，我们一来二回便熟知如兄弟，常常千里电话交流艺术心得，这使我有机会知道先生早年凄苦为学的一面。他的父母亲都是中国最传统最保守的那一代农民，经历过新旧时代的交替，思想里却一直希望儿子能够承续“耕读”的风气，本本分分做一个乡民，这几乎是七十年代生人最基本的生活轨迹了。先生说：“那时候，我读书很勤奋，我始终相信只有读书能够改变自己，以及家族的命运。”为此，年迈的父亲常常责备他，认为儿子读一些书识一点字，够用就行，何必要“志存高远”，在父亲的心中儿子守家守业，理所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先生的心气很高，他的学习很优秀，这一点通过他今天随手拈来的文章，便能想见青年时期的用功之深。但是，命运却极为残酷，不幸总是笼罩在苦难的人身上，高中毕业时，他考取的优秀成绩，居然被他人顶替，使他的大学梦化为灰烬。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子弟，家世当中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关系，面对如此不公的结局，他愤怒过，甚至一个人躲在村里的小树林里痛哭过，他的梦结结实实地被现实摔得粉碎，他成了《平凡的世界》中的那个孙少平，梦在远方，路却在脚下，一贫如洗的家境让他从悲怆中清醒过来，那时候，年迈的父亲拖着佝偻的身躯，一言不发，患有高度抑郁症的母亲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怎么办？路改怎样走？未来是否可期？这一系列的问题，时常在暗夜里揪住他的心死疼死疼的，绝望的那一刻，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但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用冰冷的水使他通体寒彻，经过无数个日夜痛苦的煎熬，心灵的撕裂，他走出了人生第一次打击的阴影，他想起了陈忠实的那句话：“无论往后的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陈忠实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也是在高考失利之后痛定思痛后人生觉悟，他们二人在生命的这个结点上何其相似。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潮映红了神州大地，二十几岁的闫照忠决定走出曹州，看看外面的世界，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漂泊尽管有时候很苦涩，很无奈，但相比于远方的梦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人生最好的教科书是生活，鲜活的生活、苦难的生活、激昂的生活给了人抵御“风寒”的底气，也使人完成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经历人生第一次打击之后的闫照忠，那时候着实沉闷了几年，他在坚实的土地与辛苦的劳作中感受生活最朴素的本色，本分厚道这些人生最可贵的品质与他青年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父亲已经很疲惫了，为了照顾高度抑郁症的母亲，早已经心力憔悴。他希望儿子能够撑起生活的天地，能够接住原本世代耕种的人生接力棒，在平凡的土地上重复着上一代人的生活。穷困的家庭急需生活的顶梁柱，闫照忠先生说：“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母亲的抑郁症几近让人绝望，时而好时而坏，整个村子的人都企图看我们这个家庭的笑话。那时候，我的生活白天在地里耕种，也不愿意和人多说话，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捡起毛笔，在废旧的报纸上写来写去，倾泻心中的苦闷。”大约就是在高中毕业后的几年里，他顺从了生活，成家立业是人生第一等大事，也是那个年代男女青年的宿命。他经媒人介绍娶了夫人周继萍，有了自己的家庭。关于夫人周继萍，我前几年在江门时有一面之缘，她很朴素却骨子里带着山东人的硬气与韧劲，他们二人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从北地到南方，妻子无怨无悔，照料他的生活无微不至。在他们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妻子周继萍永远是他坚实的后盾，因为妻子的付出，作为艺术家的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领域；因为妻子的付出，他可以暂时不用操心两个孩子的经管，可以在生活的大道上激昂前行；因为妻子的付出，他才有可能坚守住文人心底的防线，不为世俗所累，继而精进学问，以期君子载道。闫照忠先生说到妻子时，心底总是感激不尽，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妻子活得很累很累，除了要接受物质上的困顿以外，精神上还要常常忍受寂寞，我们这类人属于艺术，将心交给了志业。妻子跟着我很辛苦，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当年从山东到江门谋生，她真的甘之如饴，在岭南之地，无亲无故，实在是难为了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始终和我并肩作战，无怨无悔，为我养育了两个优秀的孩子，使我能够安心做学问，成就心中的梦想。”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品性当中的“仁”，大抵与他的家世以及青年时期的经历相关。他知道土地的味道，知道生活最初的本色是什么，知道父辈的血液里最珍贵的因子是什么。“仁厚”之心是中国农民的本分所致，“仁厚”之心也是一切从事艺术创作的本心。土地的厚重，父辈的辛劳，使他懂得了——人自始至终都要像土地一样，本本分分勤勤恳恳。
不负韶华（2）
宋·元丰二年，时苏东坡被贬黄州，友人王巩携妾柔奴从千里之外的岭南北归，路过黄州，看望知己苏东坡。苏东坡看到当年随王巩一起被贬岭南的柔奴，除了岁月留下的一丝微痕外，依然如当年楚楚动人，东坡问柔奴：“想必这些年在岭南吃了不少苦吧”，柔奴笑而答东坡：“没有吃苦，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下子触动了东坡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想想看，自己也在黄州这个地方，耕耘东坡田下，筑起雪堂，俨然忘却了本是西蜀人。于是，苏东坡为好友王巩和爱妾柔奴，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曰：“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当年，王巩被贬的地方就是惠州。祝勇先生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岭南，因地处‘五岭’（也叫‘南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之南而得名”“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我不曾想到过，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共同的记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上世纪末，闫照忠带着妻子漂泊岭南，如当年的宋代文人，用脚步丈量艺术，感受生活的风雨所给予人心的涤荡。他们寓居岭南江门已经二十多年了，至今还有人在问闫照忠：“以你的才学，在北地足以闯出一番天下，为何远离故土，飘零岭南江门？”闫照忠每逢友人问这一问题时，欣然笑答：“当年来江门实为稻粱谋”。
当年在北地，他走出曹州之后，无暇回望身后的故土，凭着一身胆气，凭着一腔好学之心，他没有选择去济南，而是选择去了河南中州之地，心怀虔诚，如当年孔子千里迢迢问道老子一样，他问道中原。在郑州的那几年里，他寻访名师精学书画装裱，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揭裱修复古画的本领。那时候，南方是中国很多青年人的寻梦之地，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他学成之后决计前往岭南，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实际上，江门这座城市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属于文化小城，这里不仅有创立白沙心学的一代儒宗陈白沙，还有一代学人梁启超、陈垣等，选择江门正是因为其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据闫照忠先生回忆，当年初来江门之时，人生地不熟，要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扎根，谈何容易！他带着妻子在江门从一个小小的装裱店做起，一来可以谋生活，二来可以不丧失自己的文化初心。他说：“我的书法大概就是在刚来江门的那些年，开始有了质的飞跃。当时，白天忙于装裱，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古代先贤的字帖摆出来，反复临摹反复书写，我记得当时一年下来，我临习过的纸张整整拉了一卡车。有人说我的字很好，但我不是天生就能写好字，我的书法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我当年如牛马般的劳动分不开的，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在练字读书，那个时候，人年轻有冲劲，对自己有狠劲。”初来江门的那一段时光，可以说是闫照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虽然物质生活不够充足，相比于当时的江门本地人，甚至有些寒酸，但他的精神却是充实的，他们两口子白天有干不完的活，晚上，他坐在店里读书写字，研究艺术。事实证明，几乎所有有志于艺术事业的人，他的艺术突飞猛进之时，往往就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比如，当年被贬黄州的苏轼，在凄风苦雨之中，成就了他一生中的艺术巅峰，《寒食帖》以及《枯木怪石图》《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闫照忠也深有同感，大约在初来江门的那几年，他把所有的多余的时间全部给了他所钟爱的艺术，他说：“那时候，我常常把古人的画悬挂在墙上，读古人的画，读他们的著作，进而学习他们身上的君子之气。”
人生最美的风华无过于在追梦的路上，披荆斩棘，学有成，事有功，心无憾。先生客居岭南二十载，不慕浮华潜心修己，难能可贵。先生的本性之中有着“齐鲁士人”的忠厚本分之气，因而，无论身居何处，皆能操持本分之业，原本以为先生能以字画装裱而聊寄此生，已无憾矣。虽不能富甲一方，亦足以养家糊口。但先生之旨趣，不在技艺而在取之于道，世间万物皆有法可循，书画艺术等等概莫能外，惟其道者使人终其一生而求索。在经过艰难的创业时期之后，闫照忠先生在江门的生活趋于稳定，他腾出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清代以前先哲的著述，他甚至很明白，书画艺术之路若要走得长远，走得坦然，读书修养身心是不二法门，所有的技法只要勤奋加之天分足以练就，独学问不可以，学问是立心安身之事，有此才能为书画艺术觅得灵魂栖息之地。因此，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补上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课，这期间很寂寥，也很枯燥，但岁月终不负他的一片苦心。我曾在他的书房兼画室中与他畅聊了几天，看过他曾经读过的书，听过他对于一些问题独到的思考和见解，着实令人钦佩不已。十几年来，他读了很多书，几乎每一本书上都有他用小楷毛笔做的批注，那些如绿豆大的字，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多为他读书时思考所至，这种读书方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民国一季的人物才能如此专注勤奋。他习惯于写尺牍，习惯于将所思所想用毛笔写成手稿，那些文字之间透着几分性灵，透着几分凄苦，透着几分神思。我手头上有一些他的手稿，常常在闲暇之时翻阅，他的文字之间所传递的温情，以及笔墨深处所蕴含的温度，时常令我感动，也时常鞭策着我——要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本分的中国文人。当然，做中国文人的传统不能丢，比如读书以养心气，笔墨以记心声，言行必以君子之风而匡己。
这个时代过于浮躁，人心深处无妄之念无妄之思，无所不及。这个时代也过于现实，现实到无利用不成交，无人情不成事，以至于专事人情利用者蝇营狗苟于其中，以此而鄙夷真的学人。醴泉斋闫照忠先生，五十知天命，二十载漂泊客居岭南，世间之事多已在他前行的路上，风轻云淡。五十年来，若要追问先生何所求也？我恐怕先生会笑而答曰：“吾无所求，但求心中有正气，笔墨写乾坤，此心多光明，亦复有何言？名教终为累，实学方为真。学不自欺不欺人，君子守本慰此生。”
私淑“旧王孙”（1）
北宋哲学家张载曾有《芭蕉》一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此诗言指求学问道，惟有一“新”，方能裨益己身，继而惠及来者。然而，世间一切新知新学，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无水之源。所有的新学新知都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有效继承，必须建立在对先贤文化的深度吸收，才能“展新枝”“旋新叶”，才能立足于当代，极目于未来。醴泉斋闫照忠的书画艺术正是建立在对传统书画深度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学养的构建基础上，才能有他今天书画艺术令人耳目一新卓然高古的一面，而这个让他“新心暗随”的关键人物就是——“旧王孙”溥心畬。
溥心畬先生是恭亲王奕之孙，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原名“溥儒”，乃光绪皇帝赐名，意指：“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溥心畬先生是晚清一代集学术、文章、书画为一体的大师级的人物，曾与“张大千、黄君璧”并称为“渡海三家”，其学问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文章则诗词歌赋为当时之人物，有《西山诗稿》《寒玉堂文集》传世，其书画艺术秉承“北宗”，气象超迈，既有别于“南画”的文气又兼容皇家宫廷艺术的典雅之气。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曾不止一次说他曾“私淑”旧王孙溥心畬，仰慕其学，追其风骨，艺随其道。2018年，我曾在江门与醴泉斋主人闫照忠谈及“旧王孙”溥心畬，他说：“当年在李可染画院学习时，有北京画院王明明院长主编的《松窗采薇》一书，对溥心畬先生的艺术人生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当时读此书之后，深为溥心畬先生之人品、艺术、学问所叹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购买了很多关于溥心畬先生的书藉，从溥心畬学术文集到西山诗稿，从寒玉堂文集到书画课徒稿，系统全面的学习溥心畬先生。太史公说：‘高山仰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溥心畬先生的人格力量就是我的楷模，艺术高度就是我的标准，因此，以‘私淑’而称之，我心愿矣。”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既见君子便私慕其人，多年来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便览史籍以求此生如溥先生能以学术立身。他常以诗词鸣志，诗风直追唐韵，又以性灵而起，指数胸怀。他的书画艺术一如溥心畬，溯源宋元，气象凝古而思今，这些无不受“旧王孙”溥心畬之影响，先生常言：“中国画之源头，之精髓，之气度，在宋元两季，而宋元两季则是中国文化濒临式微之时，中国士大夫最为雄起之际，因此，他们的画作常常代表着中国文化自强不息之精神，往往体现着中国文人最为纯粹的思想见底。溥心畬先生作为皇室后裔，他的青年时期，正值鼎革之时，流亡之际常不忘故国之思，他在西山戒台寺期间，将家藏得真迹反复临摹，以此不忘士大夫之志，这一点我甚为钦佩。学习‘旧王孙’溥心畬，其实就是要学习他在文化危难之际，坚守初心，绝不舍本求末，以作无根之树，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首先懂得对中国文化得传承，这种传承有时候要近似秦·伏生之志那种情怀。”
这几年，我常与醴泉斋主人交流学术研究心得，我们谈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或许就是“中正之气”。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中正篇》中说：“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得正则能止，能知止方能大而弘”这便是醴泉斋闫照忠先生心中“中正之气”的旨趣所在。闫照忠认为在清末民初之前，中国的艺术家无不扶养心中的中正之气，有此中正之气，人格自然不会落俗，有此中正之气，艺术品格也自然不会谄媚，有此中正之气，学问自然能立心于世。在他的心中，“旧王孙”溥心畬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中恪守中正之气的士大夫。2018年，我在江门访谈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时，他便说道：“溥心畬先生的诗词文章、笔墨书画之中，无不蕴含着天地之间的中正之气，这种气息有着中国文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体现，他的艺术作品一如他的人品一样，干净而儒雅，有君子气度。中正之气，实则蕴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就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永不失气节。当年，溥心畬先生知道清代逊帝溥仪，欲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伪满洲国，他立即致信溥仪勿使祖宗蒙羞，勿作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表明政治立场；日本人侵占北平之后，多次骚扰溥心畬，要么求其字画，要么封官许愿，溥先生皆不为之所动，这种民族气节是先生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文化基因。”正是因为读懂了“旧王孙”溥心畬心中的“中正之气”，多年来，闫照忠先生为自己确定了“四不为”的人生理念，即：“不为无妄欺人之学，而邀名；不为应时谄媚之作，而失心；不为无益身心之事，而损己；不为曲阿逢迎之态，而耻心”，因而，他多年来专注于学问之道，穷极天文地理而有所阐发，他将所有的学问心得体会全部融入到《简琴楼谈艺录》之中。当艺术被市场化之后，很多人热衷于邀名而博利，热衷于混迹于各种场面之中，以低头逢迎之态，作谄媚于人谄媚于时的“商品作”，这是闫照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坚信当这种风气弥漫整个时代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人坚守清流，坚守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坚守中国文人最起码的尊严。当然，此间除了真正理解和彼此欣赏的友朋，以润笔之金而互为砥砺。
世间之事，最难者莫过于守心，最可贵者亦莫过于守心。从溥心畬到闫照忠，时代虽异，但他们所坚守的“心”是一致的，无论时代风云何等变幻，既为读书人就得守住读书人的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的心态，往往成就的是真学问、真艺术。从溥心畬到闫照忠，时代虽异，但他们都是一群守本分的中国读书人，时代的风雨虽常常惊涛拍岸，但只要有这样的读书人在，风雨凄凄之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丝温暖的火烛，既是方向，也是力量。
私淑旧王孙(2)
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西学东进”的大背景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将国运不振的直接缘由归罪于中国文化的没落与腐朽，于是“新潮”的思想引导人们挣脱旧时代的藩篱，“向西方学习”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在艺术领域也需要革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在世界大潮的影响下，晚清民初的一批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思想，进而对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艺术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武器”，很多人开始逐渐摒弃传统的中国艺术，进而融入西方的思想引导下的“新艺术”。上世纪初的这场浪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至今仍然在影响和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当代走向，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抹杀，以及由抹杀所带来的伤痛与割裂，至今无法弥合。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促使他需要在中国艺术中寻根探脉，找到那个曾经未被“阉割”之前的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过程当中，“旧王孙”溥心畬先生的艺术成为闫照忠寻根探脉的唯一蹊径。2018年，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他曾说到：“中国文化的断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也会越来越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我一直思考，如何能够弥合这个断裂，如何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清泉能够滋养我们今天的人心。我选择了溥心畬先生，这里面我实际上基于这几点思考：首先，溥心畬先生之学是正脉，他从小接受的文化素养是中国顶尖级的文化素养，无论他的学术还是艺术，完全是系统地全面的，他较之于同时代的人物而言，仅此一点就是他人无法相提并论的；其次，溥心畬先生时间跨度，正好代表了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完全是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再次，他的学术修养、艺术操守虽处时代浪潮之中，但从未因此而移心，他始终延续着传统中国士人的路子，做着一个相对纯粹的中国文人，有人称他为中国文人画最后的祭酒，这一点，溥心畬先生完全担当的起。”
实际上，闫照忠先生所进行的思考，几乎是所有有志于衔接中国文化的中国读书人所思考的问题。他选择了从“旧王孙”溥心畬作为承前启后的突破口，也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与胆识。我认为，闫照忠先生通过对溥心畬先生的全面研习和思考，实际上打开了通往中国文化的一扇门，因为，从近世以来，能够全面而且始终未改，能够承续中国文化的人物并不多见，像溥心畬这样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完全根植于传统，他的艺术之路完全是基于历朝历代研习书画的正宗，像张大千、齐白石这样的人物也望尘莫及。（这一点，只要细心研究张大千年谱和齐白石年谱便可一目了然）以治学而言，溥心畬先生年幼之时，就跟随宛平名士陈应荣、江西大儒龙子恕、欧阳镜溪系统学习《十三经》，学问根底完全基于儒家思想，他曾认为学问是第一要务，诗词文章次之，书画艺术再次之。闫照忠先生正是看懂了溥心畬先生一生的苦心孤诣，继而在学问上下力气，多年来，他凭借惊人的毅力，通读了先秦时代诸子之书，时人常讥讽他，一个艺术家画好画就时本分，读那么多无用之书，有何用？闫照忠先生常默而不答，因为，他知道“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终极在于“志于道”，艺术家的作品是“道”的体现，无道之艺，如风中残烛，不仅无益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而且会带坏社会风气。艺术，绝不仅仅是技法的娴熟而已，绝不仅仅是泛滥于技。真正的艺术是学问人生的彰显，是关乎人文风化的载体，而支撑这一切的则是艺术家涵养胸襟的学术底气，这是他从溥心畬那里寻来推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古人讲“道法自然”，因而，艺术之道终归寻法于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习书作画的传统，他们寄情于山水，俯仰于天地之间，以我心之识，看自然万象之变化。因而，古代艺术家常教人“师法自然”，也教人师法古人，师法自然是要人领悟天地之道，师法古人则是要人知其法度。溥心畬先生曾自述其早年习画：“时山居与世若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习之甚久，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初学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笔多偏锋，遂学董巨刘松年马夏，用篆籀之笔。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鞍马翎花竹之类。”无师承、无画友、师法古人，这是溥心畬先生的习画之路，颇于当代画人不同，当代画人习画甚讲究师承，以为无师承便是山中野鹤，以为无师承便是无水之源，以为无师承便不足以炫耀人前。因此，古今之不同，在于古之画者以画心而重，今之画者以名师而重，古之画者志于道，今之画者功于利。醴泉斋主人闫照忠与溥心畬先生颇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二人皆无师承，而以古人为师；他们二人皆将眼光伸向宋元，进而有所领悟；他们二人皆兼习南北二宗，而后有所阐发。实际上说是无师承，其实师承在于历代先贤，这种不拘于世俗的做法，能够独开一面，民国一季“旧王孙”溥心畬独领风骚，而闫照忠先生则多为家境所困，他早年的家境与遭际使他无法像一般意义上的习画者那样，得名师指点，唯一能够给他带来启发的“名师”则是“旧王孙”溥心畬，他们虽时代不同，但似已成为千古神交。
“浅绛山水”一直以来是溥心畬先生的钟爱，从小到三寸的册页，大至整纸中堂，任意挥洒，随心所欲，设色浅淡，却别有天地，他认为浅淡是中国文人画的底色，这与两宋以来形成的“尚意”之风不谋而合，他的“浅绛山水”融合了“北宗”的雄浑之气，又兼顾了“南宗”的幽雅书卷气。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早期出版的画集中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皆为“浅绛山水”之作，或工或写，或寥寥几笔，或精细绝伦，或以勾勒见长，或以点苔为重，无不体现出他“意随天纵，雅致协和”的尚古之风，他继承了溥心畬“浅绛山水”的书卷气，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修养见底，使其更能直抵文人心境。他的巨幅山水画作，除了一贯的浅绛设色以外，更凸显出雄浑苍茫厚重之象。我注意到，他在巨幅山水画作的研究中，十分推崇宋代画院派人物的作品，构图大胆而不失自然之理，意象深远中显现出文人心底的萧散之气。“旧王孙”溥心畬与闫照忠先生，他们都在中国画最为辉煌的十一至十二世纪中，寻找到艺术生命的源头。诚如作家祝勇先生所说，实际上中国的艺术经历了先秦时代、秦汉魏晋之后，至唐宋已经完成了中国艺术的整合，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开启下一个一千年的艺术之门。
【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王晓慧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