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三年（1080年），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他在那块叫“东坡”的坡地上尝试着做一个农民。三年来，他已经习惯了黄州这块不毛之地，他也在田野之间忘却了“乌台诗案”给他所带来的伤痛，“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为官也好为民也罢，不过都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已。
苏轼的一生是在一次次被小人的围攻之下，一次次展开人生的“突围”，而每一次“突围”都是对生命的升华。公元1056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第一次远离眉山，过蜀山翻秦岭，千里迢迢到汴梁（今开封）参加朝廷科考。当时担任主考官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文豪欧阳修先生，他那质朴的文风犀利的论点，一下子让主考官欧阳修读后拍案叫绝。不过，欧阳修以为这样好的文章只有他的学生曾巩能写出来，动了一点私念，本来想放在第一位，又怕人说闲，有意识的放在第二位。殿试结果出来之后，苏轼第二位、曾巩第三，苏辙第五。欧阳修惜才，他给儿子欧阳发说：“记住老夫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老夫”“老夫当退让此人，让此人出人头地”。后来，在欧阳修的推荐下，风华正茂的苏轼被委以重任，他要在内忧外患的朝局下，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君子报国的人生理想。苏轼被围追堵截式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一半因为他的才华遭人嫉妒；一半则因为他的书生性格。
苏轼人生路上第一个知他于死地的人物，不是别人，而是和他一起享誉“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比王安石整整小了二十多岁，按道理说，王安石是前辈更应该像欧阳修那样奖掖才学才对。但是，生性刚愎自用的王安石先生，偏偏就容不下异己之才。宋神宗的时代是一个决意锐取的时代，年轻的宋神宗要对父辈留下的江山进行重新打点，他要做一个明君圣主。但是，西夏人、契丹人、女真人的政权对宋帝国造成的威胁，让宋神宗寝食难安。王安石的出现正合宋神宗锐意改革的愿望，他召见了王安石，听取王安石治国之策。王安石建议年轻的宋神宗以治术为先，效法尧舜，进行帝国的改革，以解决因连年征战导致的财政危机。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王安石的领导下展开了，史称“熙宁变法”。
关于“熙宁变法”的成败与否，历史早有定论，但这场变法所引发出的北宋官场“地震”值得我们注意。变法之初，司马光、欧阳修、范镇、张载、曾巩等相继辞职的辞职、被贬的被贬，他们看到了“改革设计师”王安石变法背后所带来的隐患，当王安石如日中天之时，这些人自然就会成为“挡路者”。独独苏轼不谙世故，不仅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且还要将他说看到的、想到的，一一陈奏给宋神宗，他认为革除流弊变法图强，要循序渐进，先变化风俗，再以法律而准绳，急功近利的全面展开，倘若用人不当，不仅不会给千疮百孔的宋帝国带来福祉，还将引发各种激变。1071年正月，宋神宗在垂拱殿召见了苏轼，这是苏轼第一次和宋神宗一对一对话，机会跟重要，他抓住机会向宋神宗阐述了他关于“熙宁变法”的认识，《宋史》记载这次谈话，苏轼一吐心中之想法，直指变法的得失，宋神宗对苏轼的才华非常赏识，打算启用他做“起居注官”，跟在他身边。这次召见让苏轼感到十分激动，缺乏官场经验的他，就对很多人说起了皇帝召见他的事情，消息很快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王安石绝对不能让这位才华卓越，又反对他变法的人物待在宋神宗的身边，这会影响他实施变法，没过多久本来说好要当起居注官的苏轼，被王安石派去做了一个推官，专门管理吃喝拉撒的小事情，王安石对苏轼的第一次“设伏”成功了。
如果苏轼是一个面对打击就折服的人物，那就不是苏轼。苏轼的人生意义永远在告诫我们，只要心怀磊落，坦荡如君子，何惧艰难！苏轼在当推官的时候，也不忘记对中正之气的坚守，他洋洋洒洒的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次向皇帝建言，直抒变法的危害。这封奏疏，彻底激怒了王安石及其他身后的那帮“自以为是”的人物，他们决定再次设伏，扫除苏轼这个障碍。
苏轼在北宋文坛的生命因为一次次的设伏与突围，才正式开始。风雨人生路，一个精神坚朗，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苏东坡的形象，在路上变得愈加清晰起来。
二
今天我们似乎在谈论苏轼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苏轼，比如：性格豪放的苏轼、才华横溢的苏轼、多情才子苏轼、中国文人画的开拓者苏轼等等。但是，完全以艺术而论苏轼是不够客观的，也无法读懂苏轼，就如同我们今天完全沉侵在练习《寒食帖》的时候，一招一式仿佛自己就是苏轼，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理解的苏轼是一个以今天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技术”的苏轼。真正理解苏轼的是苏轼的时代，是苏轼所走过的风雨路。回到苏轼的时代，理解一个真正的君子文化滋养下的苏轼，从而才能把握住苏轼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温度。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坦荡的君子是无心识别暗藏深处的小人，因为他不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王安石在他门下面那帮马屁精的怂恿下，将苏轼远调徐州之后，原以为可以挫伤苏轼的锐气，让他明白为官要真准队伍，才能飞黄腾达。没想到，苏轼在徐州任上做的非常出色，尤其是徐州人民水灾泛滥之际，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苏轼和徐州人民一起，奋战在抗洪一线，他为百姓向朝廷上书，减免税收，深得百姓拥护，更深得宋神宗的赏识。苏轼为官的政绩极大地刺激了那些嫉妒苏轼的人，他们不能看到这个处处与“新法”作对的人物，得到百姓和朝廷的信赖，他们要为他编织一个更大的网。
公元1071年的夏天，正是江南梅雨季，苏轼带着家眷离开徐州，前往杭州任职，一边是徐州百姓的痛哭之声，一边是因为变法，地方政府的强征暴敛而致使山河更加满目疮痍，他忧心忡忡。刚在徐州任上作出声色来，他又被调遣，再次走向生命的未知，杭州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就在他到杭州不久，帝国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沈括不远千里而来，访问苏轼。他访问苏轼的原因是仰慕苏轼的文采，苏轼在杭州款待了学者沈括，他们以文交友，自然无所不谈。对于苏轼而言，人生在落寞之际，得一二知己足矣！在他的心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坏人，所谓坏人只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对沈括这样的人，他不设防。
沈括在中国历史上留得其名的是他的笔记《梦溪笔谈》，这本资料汇编式的笔记为我们了解北宋科学经济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除此，他留得其名的便是对苏轼的诬陷，制造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沈括在杭州与苏轼谈论文学，很快得到了苏轼的信任，他对苏轼说：“您的诗作的那么好，都没有注解，倘若有好的注解，后世也能传颂，知道你的大名，我想我是否可以为您的诗做注解”，苏轼当然答应了沈括的这一请求。苏轼官场的第一次厄运，便从沈括注释的诗集开始了！
“城府”二字，对于苏轼而言丝毫没有作用，他的一生最值得我们钦佩的则是“真实”，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能够顶天立地从不折腰的真实的人，他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文学诗词也好，充满了天地正气，他是北宋官场上的清流。所以，不谙官场的苏轼却成为老百姓最爱戴的官员，不懂拐弯抹角的苏轼却成为豪放一派的开山始祖，因为崇尚真善美，他成为北宋一朝的美学大师，开启了中国文人画的新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他在那个年代，因为小人的暗流所带给他的苦难，他的生活是狼狈的，精神是寂寞的。
拿到苏轼诗集的沈括，夜以继日地批注，不过他不是文友之间的心心相惜式的注释，而是绞尽脑汁的寻找苏轼诗词中“含沙射影”般映射朝廷的罪词，最后他将诗词以及他搜罗而来的所谓的“证据”交付朝廷，并告发苏轼“词皆讪怼”。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沈括到底找了多少证据，但有一点我们是相信的，苏轼的诗词里面应该却有“不恭”之词，因为苏轼这个直性子人，心里是藏不住话的。诚如他给欧阳修的门人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三
著名作家祝勇先生说：“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官场中人，个个身手不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不过，不懂潜规则而不被潜规则，这才是真正的苏轼。
当沈括的证据送到宋神宗的朝堂上时，神雀乌鸦叽叽喳喳，何正臣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舒亶说苏轼有“大不敬”之罪，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应该送上断头台，垂拱殿里的官场争斗，正在耗损着一个帝国的精气神，此时谁还在担心西边的大辽和西夏，小人们鸡鸣狗跳式的网络罪名，只为了一个苏轼！历史上，小人与君子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歇过，即便是在人才济济的宋神宗的时代也是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规律，这种较量之中，君子往往被打压，小人又得志气，否则历史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忠烈呢，北宋这股风尤为强烈。
苏轼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御史台发出逮捕令之后，驸马王诜事先得到消息，派人通知苏辙，苏辙又火速派人通知苏轼。当苏轼知道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之后，内心一阵刺痛，但是他还没有想到沈括这个人。朝廷拘押他的人到来之时，苏轼慌忙的都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来见朝廷派来的人。史书记载，苏轼当时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让他和家人做最后的道别，他们是用绳子将苏轼捆起来的，“顷刻之间，拉一知州，如驱犬鸡”。那天，湖州百姓流泪送别苏轼，此去山高水长凶多吉少！
乌台——御史台，是北宋的最高执法机关，它位于汴京城内的东澄街上，别的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它是坐南朝北，取“阴杀”之意。在御史台的门口，环绕着柏树，平素里成群的乌鸦栖息于此，所以形象取名为“乌台”。关于苏轼在“乌台”监狱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后世史书鲜有记载。根据苏轼的诗词所描述的监狱的样子，实际上就是一口深百米的井，人在里面只能蜷缩着身子，抬头只能看到一眼天窗，可想而知，那时候的苏轼不仅肉体经受折磨，精神上日夜煎熬，倍加摧残。
我们今天能够读到他在监狱写的一首给弟弟子由的“拖命诗”，生死未卜，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只能托付给弟弟苏辙了。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据说苏轼当时托付狱吏无论如何将这首诗送给弟弟，他说如果不得生，诗又送不到，他死不瞑目。在监狱里的苏轼，第一次感受到死神逼近时的无助与苍凉，也第一次使他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生与死仅此一步之遥，但主宰他命运的不是自己，这样的人生让他多少有些无奈。
四
苏轼的时代，“家国天下”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范仲淹、王安石、张载、欧阳修等等，他们都在为此而耗尽毕生心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没有逃脱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宿命，这也是最高的人格理想。除此而外，诗词曲赋舞文弄墨，只是修身一术耳。但是，苏轼有点特别，尽管他最初也是怀着这样的理想迈入官场，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官场的险恶、政治斗争的残酷，最终让他在风雨飘摇的内斗之中，成就了自我大人格大情怀。尽管他没有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同样成为两宋时期中国精神的最高人格典范。
苏轼最后因为宋神宗母亲病重，大赦天下而幸免于难，他被贬黄州，做了一个团练副使（管理民兵训练的小吏），“乌台诗案”最终以驸马王诜消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被贬峻州、张方平、司马光、黄庭坚、范镇等被罚而宣告结束。元丰二年（1079年）的除夕之前，苏轼走出牢狱，踏上了漫漫未知路。蒋勋先生认为苏轼在乌台监狱的一百多天暗无天日的岁月，使他“破茧成蝶”。如果监狱是束缚苏轼的茧蛹，那么黄州之地就是他涅槃重生化为彩蝶的“乐园”，尽管黄州的岁月依然充满艰辛，但至少让他的精神上有了难得的自由，黄州成就了苏轼，苏轼也成就了黄州。
我常常想文化的种子总是在无意之间，在某个特定环境下，生根发芽，从而滋润了一方土地，而充当其中的传播介质的就是古代的“贬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韩昌黎被贬岭南，怎么会有今天广东人引以为自豪的“韩江文化”，如果没有柳宗元被贬永州，历史又怎么会记住永州之地呢？还有苏轼，苏轼一生就像是宋神宗派去教化子民的文化播种机，他的行踪踏遍了北宋大半个江山，每到一处都有诗人的词作，这些文字就像是镌刻在大地上的文化符号，千百年之后，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化记忆，流淌在人们的血液之中。
黄州，来了一位被贬的官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他在黄州人生地不熟，初到黄州，他和儿子苏迈尚没有安居之处，他们栖居在黄州城外的“定慧寺”。无人知晓他，当然也不会有人知道“乌台诗案”。最初，苏轼真的想放浪山水之间，忘却朝堂上的险恶，他不去想也不愿意想。他在给朋友王庆源的回信中说：“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曾有此适”。他真的是在放浪吗？不是，他是在排遣心中的寂寞，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情怀，有情有义的真君子的苏轼，怎么可能和一个之前的自己一刀两断呢。白天的寂寞，可以用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寻找美味佳肴来释怀。晚上确实很难过，无聊的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有时候会做梦，梦见过司马光、张方平、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半夜醒来之后，眼前的空寂无声，让他感到彻底的孤寂。孤独者是他在那个时候唯一的身份，他提起笔来写下了那首名传千古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文人是这个世界上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邋遢却心思敏感，他们不善理财却喜欢仗义疏财，他们坚持正义时而多愁善感。古往今来，莫不如是，《世说新语》记录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群“怪物”，却一顶一的成为中国文化的高峰人物。苏轼也是如此，他生在蜀地，对美食有着天然的爱好，到了黄州之后，他的家资很快就用完了，朝廷那时候给贬官所提供的的仅仅是微薄的实物补给，俸禄全部停发，以前在朝为官的时候，他是“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典型的月光族。在黄州，他不得不考虑生计的问题，怎么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1081年的春天，满山的杜鹃花让黄州分外妖娆，苏轼一眼望见好友马梦得为他请领的那块荒地。他要在这个春天，学着做一个农夫，老老实实的开始他的涅槃式的生活，也就在这一年他为自己心仪的土地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东坡”，从此中国文学史、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叫“苏东坡”的人物，正式出场。
五
苏轼躬耕东坡，以稼穑维持生计，倘若仅此而已，那也就是过着向陶渊明、王维那样的生活，终了一生，他的生命不再有传奇。苏轼的传奇在于永远不向困难低头，永远心怀家国天下，永远高出了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美学家蒋勋说苏轼在黄州的那段日子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确是如此，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以及《寒食帖》《枯木图》就诞生在这个时期。
说来也是，苏轼的一生从来不向权贵低头，永远保持着一个文人士大夫应有的尊严和气度。但是在黄州的东坡，他将人生清零之后，学会了向土地折腰，土地不会欺骗人，更不会陷害人，你的付出它总会给予你回报，不管你是贫富贵贱。白天，他在东坡劳作，晚上读书，过着田园般的生活。远离了朝堂上的勾心斗角，心在土地上得到了最大的慰藉，此等自由夫复何求呢？在黄州，苏轼的人生获得了真正的释然，他不再为名利所累，不在纠结于小人的蝇营狗苟，他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来。他在给李端叔的心中袒露了心声：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
放下声名之累的苏轼，胸中有了大气象，看看前后《赤壁赋》那些引人哲思的句子，我们就知道他的心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后赤壁赋》）这些千古名句，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被传颂。
我们常常说一个艺术家只有在生活的历练中才能在小我的世界中淬炼出大我的精神气度，苏轼在他的时代，在一次次人生的漩涡之中，完成了生命格局的升华。
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黄州正在下着一场春雨，烟雨朦胧中，远在他乡的游子苏轼，思念亲人，无奈的是他没有办法祭奠先祖，他提起笔来将寒食思亲的心境写了下来，“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这一在困境中书写而成的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我们在他的书作里面，看到的是一个经历了岁月波折的苏轼跌宕起伏的心理世界的变化，他用笔清俊劲爽，沉着顿挫，字体由小渐大，由细渐粗，有一种徐起渐快，突然终止的节奏，此等神品也只有在那个环境下才能写出来。所以，《寒食帖》依旧是只能看，不能习的作品，因为在古人的世界中，书法文章都是内心的独白，而绝非照葫芦画瓢式研习苏轼的技法。
说不尽的苏轼，道不尽的千古豪情！从眉州走到汴京，从汴京到徐州，从徐州到杭州，从杭州到湖州，从湖州进入乌台监狱，再到黄州，一辈子大好的时光一去不返。黄州之后的苏轼，再也不是当年愤青式的人物，尽管他的政治生涯是一贬再贬，艺术生涯却是一高再高。“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在烟雨之中，在飘摇之中，在他的时代树立起一个君子的形象，尽管他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他先后经历了五代皇帝宋仁宗、宋英宗、宋哲宗、宋神宗、宋徽宗，一代不如一代，他却用布道者的决绝，在路上，为一个民族确立了永恒的精神指向。【本文作者：孙亚军 摄影：郭伟 编辑 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