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十一年，胡适先生与世长辞。他的生前好友著名教授毛子水先生，为这位中国白话文学的先驱者，一代哲人撰写了碑文。他说：“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碑文平易、朴素而庄严，意味深长。
1915年，胡适先生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海外求学生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受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的礼聘，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这一年先生23岁。当时北大正处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之下，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极尽了全国一流的学者教授于北大，开创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北大精神”，这一年，身处大上海的陈独秀先生正在主办《新青年》杂志。一南一北，这两个中国思想界的精英，在《新青年》相识，从此因为先生的一篇文章，而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场大变革。深受“实验主义”哲学影响的胡适先生，对长期以来中国古文的“八股强调”“无病呻吟”深恶痛绝，主张文学的平民化、普及化，回国不久后，先生就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大无畏的开拓者的气魄和精神，对中国文学的改良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他的那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文中尖锐的八点改良主张，立即得到在以李大钊、鲁迅为首的新文化阵营的响应，随即这场文学上的、思想上的改良运动波及全国。年仅23岁的胡适先生，从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坚实地位。
自二十多岁扬名海内之后，胡适先生的一生几乎全部是为了学术和民主自由所奔走。他一生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而且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以贯之到他的为人和治学上，胡适先生的为人在当时学人中间是难的的好人，他儒雅豁达，书生气浓厚，体现着一代学术思想大师的风范。在治学上，向来遵循科学的实验主义精神，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虽然，先生一生当中没有就专门的学问而自成体系，但他涉足学科广泛，见解独特，往往成为该学科的开山式人物。《中国哲学史》是胡适先生第一次采用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一次梳理，虽然该书没有完成，但足以见得先生在中国古典哲学上科学建树，为后世学科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一篇《红楼梦的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研究的基础，他所提出的红楼梦研究的方向，至今无人超越。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真正的才子，独领风骚式的人物。虽然，后世人在许多方面批判胡适先生，但绝对不能泯灭先生在学术上的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没有胡适等人将自由主义的风气带到台湾，今日的台湾或许还处在蒋氏王朝的阴霾之下。
书生从政，一直是中国式的悲剧，自古皆然。书生从政，自一开始就意味着充满冒险。胡适先生的一生，除了在学堂上传授学问之外，几乎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他遵循美国式的政权，提倡人权、自由、民主，希望在中国也建立起这样的政府，先生在学术思想上堪称一代大师，但其在政治上的建树，成为他一生的悲剧。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正是他书生本性使然。他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成为学人当中少有的政治活动家，国共战乱的时候，他做为国民政府驻美国领事，积极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晚年的胡适，身在台湾，竟然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成为候选人，足见他在政治上的幼稚。1952年9月15日先生致函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和“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等意见，并举土耳其为例，请蒋参考。蒋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这是胡适的“书生之见，不知彼此环境与现状完全不同也。中国学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国无成也”。
虽然如此，先生至死也未曾忘却为了自由和民主的实现，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也是在为此呼吁。在那次演讲中，面对参议院学人，胡适特别说道：“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个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批评政府，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说到这里，忽然胡适停住了，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他还站在讲话的地方，正想转身跟谁说话，却仰身向后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场批判胡适学术思想的运动，使胡适学人的面孔在大陆一扫而尽，很多昔日的同窗挚友、学生一夜之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这里面也包括深受胡适教诲和指导的史学家吴晗先生，他的三子胡思杜因为受不了政治气候的高压，与1957年自缢身亡。身在台湾的胡适先生，只是静静的等候大陆学人的声音，始终在坚持着他的“科学求证”的精神，而此时他还不知道小儿子已经因为他，而走上绝路。
二十世纪的那些民国学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能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他们学贯中西，却不一味的媚洋，他们的身上保留着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独立与自由，这就使他们即能在学术上承接起传统文化的优良种子，又能合理的借鉴西方文明，从而形成自我的学术见解。胡适先生的身上，同样也存在着两种文化的互相矛盾，他首倡“白话文”，但他第一个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流失，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他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深受自由民主的影响，却在自己的婚姻上能够遵守媒妁之言，和自己大了几岁的没有文化的江冬秀白头偕老。昔日北大留洋的教授都是西装革履，独胡适先生长袍一身。这是书生胡适的书生气质，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缩影。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丧仪中，蒋介石选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正的概括了胡适先生的一生。
书生胡适，书生风范。倡导自由，尊重民主。以书生之气，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独立学术、独立思想、独立政治上的尊严。【亚洲华语文旅 曹琳 编辑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