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校点整理本收入《儒藏·精华编》
温州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在宋代生成，可通过温州学人的著述得以见证。其显著的特征，一是注重经世致用，二是强调务实创新，而推进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往往是众多的布衣，他们探路在前，做事的方法经常是合群运作。这是温州先辈遗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之一。对此加以探讨，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个核心。十三经与二十四史，是两大支柱，一个核心是“礼”。
四库馆臣认为“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于礼”。钱穆与一个美国学者的谈话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谈话整理成了文字，就是那篇著名的《一堂中国文化课》。钱穆认为：中国人是靠“礼”来管理社会的。柳诒徵也在《国史要义》中写道：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
古代学人认为，《礼》的作用是治理，落实到个人为修身，延展到家族为齐家，推之于国则为平天下。《礼》是经世之大经。永嘉学派讲求“经世致用”，学者探究典章制度，大多从《周礼》《礼记》等制度性资源中抉发“治”的精髓，为当时的政治提供借鉴，以达到经世致用之目的。“礼”是“经世致用”的重要载体。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核心思想的探讨，温州学人用功最力，成果亦丰。
《礼》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学者以为，三《礼》之中，《周礼》最尊。《周礼》是儒家的经典，古代读书人必读之书，是封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蓝图。《四库全书》收宋以前及宋时期学者的《周礼》学著作共10部240卷，其中，温州人的有2部91卷，据王锷统计，宋人研究《周礼》的著作计102部，其中温州学人（包括在温州任职的学人）所撰著作有20部，约占五分之一。
中国第一部会计著作《太平经国之书》，通志堂经解本
宋刻本《东岩周礼订义》，温州民间众人集资刊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宋代温州学人研治《周礼》的著作有郑伯谦撰《太平经国之书》11卷，有乐清乡村教师王与之所撰《周礼订义》80卷。《太平经国之书》借《周礼》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特别强调财政管理问题，也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酒之利。《周礼订义》又名《东岩周礼订义》，采引南宋学者对《周礼》的解义有32家，其中温州学者的就有13家。此书集宋代《周礼》学之大成，注重阐发义理，疑经并喜创新说。学者认为此书“得多失少”，“其体大思精，由博得约者，要以（王）与之是编为第一”。《太平经国之书》与《周礼订义》，均收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这套书，从《四库全书》中精选出来，摆放在摛藻堂，以供给清朝皇帝阅览。《太平经国之书》的多部明刻本，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宋代温州学者的《礼》学著作，还有《仪礼识误》3卷，以及叶适好友卫湜编《礼记集说》摘录收入的周行己、薛季宣、戴溪、徐自明、钱文子、叶适6家的《礼记》解义144则。《仪礼识误》受到清代学者全祖望、皮锡瑞的称赞，被称为实事求是之作。
明代，张璁47岁考中进士，这之前，他研学三《礼》，依靠为布衣时所积累的真知灼见，第一个站出来议大礼，成为嘉靖革新的主将。
孙诒让《周礼正义》，稿本，温州市图书馆藏，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清代的温州学人继承了宋代永嘉学派的治学传统与实证学风，将经学与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将义理诠释和文献考据结合起来，继古而开新，还是以研探《礼》学为重点，又有两部著作。一是孙希旦的《礼记集解》61卷，一是孙诒让的《周礼正义》86卷。前者是清代以义理诠释《礼记》的代表作，后者是集《周礼》学之大成的著作，是为经世致用的学者提供稽古论治的资源库。这两部高水平的著作，均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与“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又被近年出版的《儒藏·精华编》所收入。两部著作的稿本，藏在温州市图书馆，均被列入珍贵古籍名录。
在《周礼订义》的基础上，1901年，孙诒让写作《变法条议》，力助晚清新政，此书后来改名《周礼政要》，多次刊印，影响较大。孙诒让在礼学研究方面，还有《周礼三家佚注》《九旗古义述》《大戴礼记斠补》等，均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后来，还有戴礼的著作《大戴礼记集注》13卷、《礼记通释》80卷，林尹撰《周礼今注今译》11卷。可见这个区域的文脉与学风，传承有序。
永嘉学派本就是一种“开新”的经世之学。永嘉学派及其所融入的清代经世思潮，成为传统的思想资源的内源性依据。晚清温州学人“立志使永嘉学派复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主要不是宋明理学而是‘经世致用’，给中国近代改革者以思想的传统力量”。如果说，孙衣言等一代人主要是从内部发明传统，寻找应对千年变局的思想资源，那么，到了晚清、民国，一大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开眼看世界，思考“求富图强”的实践问题，把探索社会问题答案的方向转到向外国寻求知识。海外归来的学子们最终实现了科学与儒学的分离。近代时期，不同文化在相遇、接轨、互动与融合，外来的西学与中国原有的经世之学相结合，产生了推动社会转型的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新形态，有了“新学”。近代温州知识人因为从小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比较容易转向近代科学。这样，从经学之经世，到经世之学，转到新学，开始了与科学结合的历程。近代后期的学人所理解的“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笃实践履的经世致用之学”（曾资生《论经世学》）。
在宋代，学人务实求变，革故鼎新，遍疑群经，自由讲学，有一种创造与开拓的精神。温州学者也是这样的。温州学者在学术创新方面，可以举例的有：陈傅良写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军事制度的专著《历代兵制》，周行己最早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仪礼识误》是宋代全校《仪礼》的第一部著作，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会计著作，郭沔创建了中国古琴艺术的第一个流派（浙派），曹豳创办了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和靖书院），王致远将《天文图》刻碑上石，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石刻实测星图，陈言在温州创立了中医病因学说，施发绘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医诊断脉象示意图，韩彦直在温州写作了世界上第一部柑橘栽培学著作。中国最早的本草歌诀全本，中国第一部研究古汉语虚词的专著，日本最早的活字印本，也都是温州人的著作。
陈黻宸主编中国第一份纯学术期刊《新世界学报》
洪炳文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科学幻想剧《电球游》
温州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在宋代逐渐形成后，经由温州地方上众多的布衣传承了下来，他们探路在前。至晚清，陈虬、宋恕为《经世报》主笔，他们从经世之学当中发明传统，主张变法维新。宋恕以为“夫古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继承的是温州地区经世致用的地域性传统与务实求新的治学精神，关注的是变革与开拓。近代前期，温州区域文化开始了蜕变与新生并存的历程。陈虬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院校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陈黻宸主编了中国第一份纯学术期刊《新世界学报》，黄庆澄创办《算学报》是中国最早的数学普及专业期刊，王鸿年撰写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宪法学著作，林大同编译近代中国最早翻译的逻辑学专著《论理学达恉》，孙诒让写作第一部甲骨文考释著作《契文举例》，洪炳文创作中国第一部科学幻想剧《电球游》，温州人还在温州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学堂，近代中国第一所化学专科学校瑞平化学学堂，近代浙江创办最早的外语学校瑞安方言馆。近代后期，先进的知识人崇尚科学文化，以为是把“经世致用”落实到变革与建设的实践之中，从而推动了经世学与科学文化的相互结合。温州学人开风气之先，撰写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专著和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教育史专著，我国最早研究粮食问题的专著，中国第一部树木学专著，第一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著，第一部研究中国俗文学的专著，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法国大革命史专著，白话文以后第一部律学研究的专著，有关基督教与文学方面的第一部著作，翻译了《红与黑》的第一部中文译本。
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温州学人在从事科学研究与科技知识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伍献文研究鱼类，南延宗在地质考察中发现了中国铀矿，高觉敷译介心理学，吴襄编著中国第一部用中文编写的生理学实验教材，在确立中国人的生理水准方面做出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人各项生理常数的开拓性工作，开创了研究国人生理常数之先河。洪式闾编著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当时最完整的病理学专著《病理总论》，担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第一任校长，创立“洪氏钩虫卵测量法”，创办了杭州热带病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寄生虫病研究机构。任明道从台湾将大红瓢虫引到浙江等地，用以防治柑橘吹绵介壳虫，开创了中国现代生物防治的先例。他是中国松脂合剂最早的研制者，并在防治柑橘介壳虫上获得了成功。陈超常研究人体寄生虫。苏步青从事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学研究，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科普读物如较早介绍电影、电视，讨论柑橘栽培，研讨田园都市与城市建设，引导种植花木，讨论乡村学校教育，如何利用图书馆学习，撰写出版《稻种改良法》《枇杷栽培法》《养鸡学》《食物卫生》《育儿法》《维他命》《体育的基本原理》，讨论太极拳术。
温州历代学人推进文化创造，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书人，大多是布衣。
布衣是未仕之士，留在地方、未到外地当官的读书人。南宋温州，考中进士的，在浙江全省中占到五分之一。而考试发解名额最小，8000名，考生，终场者中只有17名解额，470人才能考中一人。因此，留在地方的读书人为数不少。史志记载，宋代温州布衣屡屡向朝廷上书，就事关国计民生的多方面建言献策，他们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他们著书立说，坚持进行学术研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以天下为己任”，是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是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
宋遗民裴庾《增注唐贤三体诗法》，日本刊本
宋代，写作《仪礼识误》的张淳，与编撰《周礼订义》的王与之，都是布衣。宋末，温州平阳裴庾，撰《增注唐贤三体诗法》，该书刊本中土失传，日、韩一印再印，为古代日本人作诗的入门书，已见刻本19种。元代，撰写《真腊风土记》的周达观、撰写《四书管窥》《管窥外编》的史伯璇、撰写中国最早的研究古汉语虚词专著《语助》的卢以纬，都是布衣。明清时期，温州的布衣更多。到晚清，孙诒让是布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陈虬、宋恕，也是布衣。
二是温州学者往往以“合指为拳”“连袂成帷”的方式来做事。
《宋元学案》曾经指出宋代温州学者有“连袂成帷”的现象。80卷《周礼订义》，是在南宋时期由温州民间众人集资刊刻的。600多年后，也是刊刻一部著作，一班文化人仍是以合群运作的办法，刊刻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61卷，集合了50多位温州文化人，众人合群运作，有出钱的，有出力的。
瑞安朱鸿瞻文集，钱肃梧等77位门人编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刻本
清代康熙年间，瑞安编辑刊行乡村教师朱鸿瞻的著作，由他的77位门人共同承担，门人“编类蒐辑，不遗馀力”，后来重梓与补刻，则由8位家族后人完成校刊工作。
清嘉庆九年（1804），陈遇春等人在原永嘉创立“文成会”，瑞安则有“宾兴局”，先后动员了地方上数百位读书人与数十户商号，众人捐钱，集资生息，以作为文士乡试、会试之旅费，后来温州地区有永嘉场梯云会、南乡文成会、上乡云程会和武成会（作为武生旅费以参加武举科考），平阳江南（今属苍南）则有小文成会。帮助温州科举考试的“文成会”，在温州民间延续了一百余年，后来的集资，则资助学生到日本留学，吴箴参与创办瑞平化学学堂，是从平阳江南小文成会暂借银钱来办学的。
经世致用、务实开新、布衣著述、合群运作，以及诸多方面相互间的融合互动，这是温州先辈遗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文化遗产之一。
行文至此，不得不补充说到，温州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关，但更是温州众多学人集体选择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典型的共生之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都特别突出。温州东边海上的南麂列岛，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种不同温度性质的贝类同时并存，这种现象，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温州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对外交流、碰撞的结果，也正是温州文化张力与创造性的基础之一。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养育了区域人不同的民性和社会生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地理环境通过人文因素而发挥作用。温州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其形成与发展，往往取决于区域民众的选择。历代的众多的温州布衣，往往是推进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他们注重“经世致用”，敢于创新开拓，经常以合群运作的办法来进行，诸多方面融合起来，逐渐生成为温州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
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最基础的根脉。文化力是未来城市竞争与合作的焦点。进入数字化的时代，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温州要续写创新史，需要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发展，不能光抱着底蕴，传承之外，最重要的是创新。唯有创新，才有未来。探路人要续写创新史。创新，需要营造与建设创新文化生态系统。祝愿当代温州学人，在续写创新史、建设文化高地的实践中，创造学术创新的新业绩，谱写文化建设的新篇章。（作者系温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曹琳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