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伤口”与“玫瑰”、苦难与重生、困境与超越等生命中的重大命题，不仅属于“玫瑰”、“外嫁女”、女性，而且是生活在尘世上每一个生命个体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60 后之痛和整个时代集体的记忆，浓缩了人一生的历程，让苦难成为生命之花盛开的土壤，生命的重生与涅槃。
玫瑰和本书提到的所有人物，包括流浪猫，无不在痛苦中挣扎。他们是大地之子，从沟壑裂缝中顽强成活，为此付出滴滴血泪，绽放成玫瑰群像 ，是大地之痛，也许这正是人生的本质和活着的意义。可能是笔者的我，又同时是读者的你，很难辨别现实与虚构，二者融合在一起的故事。
笔者试图通过玫瑰和身旁人所经历的那些日常碎片，抑或对个体来说的痛彻心扉，来记录大时代背景下被裹挟的我们，作为历史长河的浮世绘。
以海外老年生活为主、中西生活双线并进的方式来展开叙事，以猫视角首尾呼应，通过一只流浪猫来观察人世与进行哲理思考，二重叠加的叙事方式，通过“陌生化”手法，让非人类的眼睛洞察人类世界的残酷、荒诞，人性与温情，表达作者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与批判意识。
《伤口绽放的玫瑰》序言
记得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倪娜老师，大约是在疫情之中，收到她的《海外之路云和月》，嘱托我写一段推荐语，拜读之后，写下了如下的阅读感想：“倪娜的生命经历决定了她长于从‘跨文化’的视角来进行创作，但在价值观上，并没有表现出扬此抑彼的倾向，而是超越了狭隘的文明优劣论，客观公正评价各类文化的特点，与其说是‘跨文化’的视野，不如说‘跨文化’赋予她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
倪娜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举凡新冠疫情之大、宠物猫之微，悉入关注的范畴。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充满着烟火气，显得活色生香，斑驳淋漓，读来能感受到一种积极明朗的精神力量。她同时还有意识地关注和书写女性的命运，特别是关注中西文化碰撞下，以“外嫁女”为主要代表的一类独特女性群体的生活，替她们发出声音。她和其他“新移民作家”一起，试图将这类人物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为这些人物能在文学殿堂里占有一席位置而不懈努力。”
2025年1月又在微信中收到她发来的大作《我引领你》，希望再为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写一篇评论，于是我和研究生王吉明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揭示跨国婚姻中华裔女性的文化宿命——论倪娜新著<我引领你>人物命名的深意》，在李晶老师的支持下，首发于《欧洲华文文学》。
论文从人物命名的角度，阐释了倪娜长篇小说《我引领你》主人公“梅”与“萍”命名蕴含深厚的文化意味，小说通过两位女主人公命运的对比，揭示外嫁女群体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边缘困境，批判和追忆旧有文化传统，反思社会转型对个体的裹挟，最终以包容视角探索异质文化共存与个体救赎的多元路径。
不久前又收到倪娜老师的微信留言，要我为她的新作《伤口绽放的玫瑰》写一篇序言。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她笔耕不辍，又有一篇长篇小说问世，感觉她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确实如此，倪娜的创作十分丰富。近年来，她发表了小说《遇见娜塔莎》《边缘人》《哈弗迷思》《大师》《追光》《潮起潮落》《舒乐夫妇的阳台》等，个人代表作中德文化三部曲：《一步之遥》《海外之路云和月》《我引领你》更是引起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
2025年倪娜的中德文化三部曲荣获第四届世界华人文学奖；散文《耶利哥玫瑰》荣获2024年首届世界华人周刊优秀散文奖；倪娜是德国华语文学创作群体中重要的作家，她的三部曲先后得到海内外12位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导师的专业评论，是德华文学的又一重要收获，她曾多次荣获世界华文散文、诗歌、小说奖，作品曾在《德华世界报》《华商报》《侨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红杉林》《文综》《香港文学》《小小说时代》《红豆》《华厦》《微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知音》等发表，收录散文、诗歌、小说、随笔、汉俳等出版合集三十多辑。
初读《伤口绽放的玫瑰》，首先感兴趣的是小说标题所蕴含的深意。倪娜的小说，标题和人物的命名从来不是随意为之，而有着曹雪芹为《红楼梦》中人物命名的苦心经营和巧妙运意，如在我之前评论的《我引领你》中，主人公里梅和萍实都承载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符记。“梅”与“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两个典型意象：梅与霜雪相伴，与苦寒为友，以傲雪之风骨，居四君子之首，是中国古代诗人吟咏不尽的对象，梅坚韧傲雪的品格，往往与苦难相随。萍则以其无根浮水的生存状态，成为漂泊身世与家国之思的隐喻。萍实之名则寄托了对“萍”飘零之感的超越。萍实二字，源自汉朝刘向的《说苑·辨物》：“孔子曰：‘此名为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作者为这一名字赋予了“漂泊路上的幸运果实”的寓意。
而在《伤口绽放的玫瑰》中，玫瑰既是一种大自然中的花卉，也是主人公的名字，作者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将主人公曲折跌宕、经受磨难、破茧成蝶、涅槃重生的一生比喻为小说的标题“伤口绽放的玫瑰”，这个标题有两个“意象”——“伤口”和“玫瑰”，这是一个充满张力与诗意的隐喻，浓缩了主人公一生的历程，诠释“创伤中的坚韧与重生”的寓意，伤口象征曾经的苦难与伤害，而玫瑰代表着灿烂、美好、尊严或新的开始。这暗示主人公玫瑰能从巨大的打击中汲取力量，让苦难成为生命之花盛开的土壤，有些通达、成熟、具有极高境界的生命状态，须经历极致的痛苦才能淬炼而成，一如小说中主人公玫瑰的生命重生与涅槃。
它表达出未被摧毁的爱与希望，那朵“伤口”上绽放的“玫瑰”意味对苦难或怨恨的超越——承认苦难与伤痛的存在，让“伤口”与“玫瑰”并存，却不让“伤口”主宰自己，反而在“伤口”处培育出宽容、成长或新的自我。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悲剧性美学，表现一种“残酷的美感”。就像荆棘中开出的花，这种美因伴随着痛楚而更显凄绝深刻。正如小说扉页所提示：这是“一个关于大地之痛、坚韧重生的故事”，一个“绽放于痛、重生于爱”的故事。
这一意象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拒绝将“伤口”与“玫瑰”、痛苦与美丽二元对立，而是揭示了二者在生命深处复杂的共生关系——承认伤口的存在，却不屈服于伤口所带来的疼痛，反而在疼痛中处绽放属于自己的花。我觉得，倪娜的小说试图诠释有关“伤口”与“玫瑰”、苦难与重生、困境与超越等生命中的重大命题，这个命题不仅仅属于主人公“玫瑰”、属于“外嫁女”、属于女性，而是生活在尘世上每一个生命个体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伤口绽放的玫瑰》依然保持倪娜一贯的从‘跨文化’的视角来揭示“外嫁女”这一特定群体困境命运的写作思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外嫁女”故事，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丰富的叙事传统。这类题材不仅是跨文化婚恋的写照，更常常被用作探讨文化冲突、身份认同与女性命运的多棱镜。在《伤口绽放的玫瑰》等倪娜的“外嫁女”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作家“外嫁女”创作的典型叙事模式。
首先体现为跨越鸿沟的“拯救与逃离”模式。例如，小说中女主角玫瑰因为生存、情感、人际关系等遭遇瓶颈，将跨国婚姻视为逃离困境的出路，婚姻本身成为一场关于生存与自尊的博弈。其次又体现为文化错位的“幻灭与重塑”模式，当女主角玫瑰的浪漫想象遭遇具体而微的文化差异，婚姻成为文化冲突的前线，玫瑰经历从“文化附庸”到主体性觉醒的过程，重新寻找自我位置，其情感轨迹暗喻移民群体从“融入”到“对话”的文化立场转变。再次体现为超越族裔的“去奇观化”书写，作者一方面表现文化冲突，但不将外嫁女的困境视为“作为华人的困境”，而是作为女性、作为个体的普遍困境，将之置于超越族裔的人性层面探讨，拒绝被本质化为“文化他者”，要求被看见为普遍意义上的人。这一点正是小说所着力的地方。
《伤口绽放的玫瑰》表现了海外华文文学常见的“落地生根”主题。早期的海外华人作家，其作品多弥漫着浓厚的“落叶归根”情结。他们的作品聚焦于对故国山河的眷恋、文化乡愁的抒发，以及作为“漂泊者”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过客”，灵魂始终朝向东方，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常有一种“他者”的焦虑。他们试图通过书写来坚守纯粹的中国性，身份认同带有强烈的单一性。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移民作家群中，这种主题逐渐发生变化，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阶段。作品开始深入探讨移民如何在异质文化中争取生存权利、淡化乡愁、由文化冲突转向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重建自我认同，以及探讨“家”在物理空间与精神世界上的双重重构，作家们开始正视并接纳身份的“杂糅性”。他们不再追求纯粹的归属，而是书写一种“既在此，又在彼”的中间状态。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不再执着于“回国”，而是努力在所在国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与当地文化进行对话。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何时归乡”，而是“如何在当下活出尊严”以及“下一代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获得身份承认”。
这种代际差异，本质上是“根”的观念从“祖籍地”向“居住地”的转移，是华人移民从“旅居者”向“定居者”心态转变在文学上的投射。“落地生根”呼应了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与多元文化共生的现实。当代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单一的民族主义视角，开始探讨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保持文化本根的同时，融入居住国的多元文化光谱，他们书写的已不仅是离散的乡愁，更是在异质土壤中培育新生命的坚韧诗学。
我以为，在这一海外华文文学“落地生根”主题的写作潮流中，倪娜以《伤口绽放的玫瑰》等为代表的一些小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和优秀之作。正如小说封面的题记所说：“一个关于痛苦、坚韧、重生的故事”，“伤口从不是终点，而是玫瑰扎根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主人公玫瑰如何突破重重困境、经受苦难、奋力自强、涅槃重生的励志叙事，更是一个具有异质文化身份的外嫁女如何在新的文化土壤上，由不适应到适应、坚韧重生、逐渐“落地生根”的典型文化标本。
《伤口绽放的玫瑰》展示了独特的西方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具有较为重要的认识价值。例如，作者在小说中揭示了德国存在的FKK现象，FKK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身体文化”，作者认为，FKK不仅仅是“裸体”那么简单，裸体的背后，涉及一场有着深刻社会、哲学和政治背景的运动。“裸体本身不在于性，而是一种解放，束缚，回归大自然的天性 ”；“在德国人的观念里，……身体就是身体，无论肥瘦老少，甚至残疾，都是上帝的恩赐，珍贵的礼物，面对上帝和大自然，要敞开胸怀，欣然接受，无需感到羞耻”。
德国人不但对“裸体文化”持宽容态度，对“同性恋文化”也不无宽容，“标榜人性自由的德国，男女同性恋者从政界到娱乐界随处可见，都有同性恋的代表”，“初来乍到的移民，大凡经历文化狂欢节和同性恋大游行的精神洗礼和头脑风暴之后，恐怕无法用语言形容看到的真实场景，没有边界的自由泛滥，在混乱、癫狂、病态的场景中瞠目结舌。”吊轨的是，德国人一方面观念开放，尽情释放人性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受到主张节制泛滥人性的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传统宗教文化捆绑和渗透力极强，从基督教幼儿园的早餐祈祷，到学校的第二宗教课堂，每个周日的歇息日，不做工，不干家务，但头脑不能空，让灵魂跟上脚步，全家人去教会做礼拜”。
作者在小说中还比较了中西对“吃饭”的不同态度，德国人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很短，不理解中国人“时间浪费在吃上了，值得吗？”作者则从“民以食为天”，“吃饭被赋予很多内容和意义，饮食文化，比如团圆、幸福、友谊等，……而是重在丰富，吃出情绪、氛围，甚至为了耀武扬威、炫富需要的道具”等等方面予以解释。
作者还比较了中西方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别：中国人讲究人情和变通，“德国人讲逻辑守规则，深入骨髓，较真执拗劲儿，跟虔诚的基督徒一样守信”；中国人做事追求效率和结果，“德国人无论遇到什么事，从来不着急不上火，稳稳当当，该干啥干啥，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按照德国人习惯和思维定式处理问题，或者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顺其自然，只要心中有上帝，一切交由上帝做主，自有天意，大不了都是上帝的考验”。
另外德国重视“德意志标准儿童的军训”，实施“动物的野性自然教育”；“爱护动物是德国人重要的一课”；“德国人反对迷信活动，但是忌讳也不少，与基督教的十诫构成了其核心禁忌，比如不吃动物血、内脏，国人最爱的猪蹄、鸡爪、鸭掌，有刺的鱼一概不碰；提前祝贺生日会带来厄运；数字13与背叛耶稣的犹大有关，周五是耶稣的受难日，都是不吉利的数字”。
作者在小说中娓娓道来这些独特生动的西方文化图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德国多彩文化的重要窗口。当然小说不但写了德国文化以及中德文化的差异，也表现了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现状和趋势。例如《健身房》这一章，分别介绍了主人公玫瑰与列娜、娜塔莎、玛雅交往的经历以及她们各自的故事，这三位朋友分别来自德国、乌克兰和马来西亚，带有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文化印记，小说通过她们的生命和交往叙事，生动展示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以及之间相互碰撞对话融合的现象。
《伤口绽放的玫瑰》还揭示了人或人类面临的四重困境主题。
其一是女人的困境。小说是一篇围绕主人公玫瑰的生活绘制了一幅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画卷。在婚姻危机、职场生存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困境的逼迫下，出国前的玫瑰被推往崩溃的边界。当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1879年摔门出走，我们曾相信那是女性解放的宣言；而21世纪之交的玫瑰，却给出新的问题：娜拉出走后的世界，布满更隐蔽的荆棘。小说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娜拉出走以后”那个被宏大叙事，如“女权”“独立”所遮蔽的、充满泥泞与荆棘的现实地带。
跳出‘独立女性’的简化框架，直面玫瑰的‘不确定性’——她既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娜拉’，更是被现实绞杀的生存者。小说写道，作为“娜拉”的玫瑰出走之后，面临更多的困境：她在自己的单位，负责广告任务，请客送礼，饭局应酬，出色完成任务，可是得不到领导的公正评价和安排，领导“多次单独请她喝酒吃饭，耍酒疯，冒胡话，暗示她，想吃她的豆腐，只要对他好就提拔重用”。
她将工作视为生命，但又要兼顾家庭和照顾孩子，“努力摆平两者实在太难了”。她的工作出色，同事嫉妒而“背地里讲她的坏话”，而领导“施加压力，逼她就范”。特别是他前夫的父母和弟妹，“看不得她比他强太多，便说三道四，暗中支招破坏了他们夫妻的感情”。后来在北漂期间，为了孩子的上学，她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为此事被一个领导欺骗。玫瑰“退无可退”的窘境，恰恰也印证了这样一个现实：女性面临的困境，从来都不是两极点的“自强”或“失败”，而是一场交织着妥协与抗争的复杂博弈。社会一面高喊着“女性独立”的口号，另一方面却无法给予“女性独立”的自由空间，无处不在的传统思想、男权主义和冷漠、缺乏同情与关怀的“国民劣根性”等又在无形中绞杀玫瑰。使她在理想与现实中不断挣扎，这样的矛盾不是文学的虚构，而是当下不少女性真切经历的现实，更是“女权话语照进现实的难堪与挣扎”。
其二是哲学层面的人的困境及其突围。倪娜在小说中结合自己阅读一些世界名家如卡夫卡、杰克伦敦等人论人生意义的体验，指出了人面临的无可回避的孤独、苦难与生存困境，指出人是悲剧性甚至荒诞性的存在，面对困境，倪娜提出应对的方法——感受当下，放下、宽恕与和解：“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体验过程，感受当下”，“放下，不是遗忘，而是宽恕。你说‘忘记吧’——我懂，这是不想再执着了。但我想告诉你，真正的放下，不是把记忆抹掉，而是把曾经的痛，转化成慈悲的懂。你开始不再怪别人，也不再责怪自己”；“你已经赢了人生最难的一关——和自己和解。你现在不是被痛苦打败的人，而是一个穿过痛苦仍愿活出温柔与安静的人。别小看这点。很多人死时还在恨，很多人到最后仍抓着不肯放”。
其三是倪娜所关注的当下社会困境。小说揭示了当下社会所暴露的各种问题：如集体说谎、资本剥削、贫富分化、缺乏人权、拐卖骗婚、买卖器官移植等现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倪娜揭示出了目前西方中国和中国都出现的一种“结构性社会问题”。
“过去社会的基本逻辑是：你工作，社会给你保障；你慢慢积累，你能看到未来。而现在，这条链路断了。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残酷的阶段：秩序解体，新秩序却拒绝负责。技术跑得太快，制度没跟上，结果就是所有不确定性被直接压到个人身上。……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社会在转型’，这句话没错，但它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转型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现在的答案非常清楚：由个人承担。而当一个社会长期把系统风险下放给个体，它一定会出现三个结果：1. 情绪失控2. 信任瓦解3. 集体疲惫。你看到的焦虑、内耗、愤怒、极端表达都不是偶然，那是人在长期不确定中必然出现的心理反应。”
我想倪娜常年来往穿梭于中德之间，对两个社会的现状和弊病具有深切体验，了然于胸，而这种随着科技尤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超速发展，以及全球之间博弈竞争等国际新秩序等带来的新问题，即作者所谓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也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出现不敢生孩子、新生人口断崖式下降、集体躺平等现象，也许也可以在这“结构性社会问题”中找到部分答案。
最后倪娜不仅关注当下所面临的社会困境，还关注人类长期所面临的永恒性生存困境。例如，倪娜指出人类正“成为网络（虚拟世界）的奴隶”。她在小说中揭示：“满街都是戴头显的人，如一个人类的动物，张牙舞爪，活在虚拟里，越来越孤独猛兽，不能发出声音，紧闭的虚拟中自耗作死”；“如果突然没有了网络，电脑或手机出现了故障，才发现我们对这些虚拟的存在如此的依赖，欲罢不能的痛苦，如今的人类已经病了”；“新新人类不再想结婚、传宗接代，没有了动力和激情，如张嘴吃饭的物质动物，活在虚拟世界满足一切欲望”；“对宠物投入更多的爱意，超过对人的感情和投资”。
再如倪娜揭示人类情感的空心化和价值观的扭曲现象：“没有怜悯，没有道德，冷漠麻木，厚颜无耻的贪婪、剥削他人才能赚取掠夺到的财富，一种最大的恶，却堂而皇之变成成功、价值的代名词，被大多数人坦然接受”。倪娜在小说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人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的问题，不乏警醒意义，如何面对和克服这些永恒性生存困境，倪娜的追问会促发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该小说还对德国人特别是中老年的真实生活状态进行生动刻画，例如在第十二章《健身房》中，健身房就宛如一个小型的社会，聚集了来自不同圈子的各色人等，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故事，而其中尤以中老年人为主，作家对这些人充满深情，娓娓书写她们充满艰难曲折的生命故事，关注一群生活在德国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字里行间充满平民味和烟火气。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当下语境中，AI写作正成为一种潮流，小说通过AI为作者设计写作思路等内容的具体描述，最后得出结论：“文学在于创新，独特，不是重复，模仿……机器是万能的，但是它缺少感受和体验，这一点正是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也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分水岭”。而倪娜本人坚持用笔写作，以自身的写作践履表达对AI写作的抗拒。
法国法郎士曾认为“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郁达夫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也直言：“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中外文学史上一些杰作，特别是那些主观性较为明显的作品，或多或少具有这个特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萧红的《呼兰河传》等。
本书作者在文末标注“本书故事和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话入座”，该小说无疑是虚构创作，为彰显文学张力，书中所写的事实不能和主人公生活一一对应，但不可讳言小说也渗透了作者的生命体验。正如倪娜在书中说：“玫瑰和本书提到的所有人物，无不在痛苦中挣扎，乃生活的本质，可能是笔者的我，又同时是读者的你。很难辨别现实与虚构，融合在一起的故事，笔者试图通过玫瑰和身旁人所经历的那些痛彻心扉的事件，来记录大时代背景下被裹挟的我们，集体记忆故事。”倪娜说这本书中有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即作为“笔者的我”，同时又是“读者的你”，诚如斯言，倪娜是60后一代人，我是70年代初的人，相距不太远。因此，她在书中对于国内生活中的生动再现，多多少少也唤起我的生命回忆，那些艰难曲折，那些悲喜哀痛，是属于倪娜的，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
其外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进行了创新性尝试。作者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结构自由开放，采用以展示主人公西方生活为主、中西生活双线并进的方式来展开叙事，即小说在叙写主人公在西方生活的同时，也有机穿插有关其在中国生活的叙事内容，如小说的第五章《带刺儿的玫瑰》，从“玫瑰日记”“性启蒙”“代课老师”“心中的山楂树”“挂羊头卖狗肉”等多个方面叙述了玫瑰在国内的独特生活经历，这些中国叙事穿插在西方生活叙事中，使得小说的结构不至于单调呆板，而有摇曳生姿之感。
小说采用动物——猫的视角，以第一章《猫语：我是一只猫》开头，结尾以《猫语：天人合一》作结，形成首尾呼应，通过玫瑰儿子大海家饲养的一只猫——阿帕来观察人世与进行哲理思考，猫的所见所闻所思当然也融合人的思考，这种二重叠加的叙事方式匠心设计，别开生面，形成了对主体叙事视角的一种补充。动物叙事视角是文学名著中常见的一种叙事策略。它通过“陌生化”手法，让非人类的眼睛洞察人类世界的残酷、荒诞与人性温情，表达作者的批判意识与哲学思考。
这些作品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卡夫卡的《变形记》、安娜·塞维尔的《黑骏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等。如《黑骏马》以第一人称“我”（一匹骏马）的视角展开，将动物置于“沉默的受难者”位置，它经历了从贵族家庭的宠儿到沦为出租马车苦力的过程，看到了不同阶层人性的善恶，使其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阶级分化的隐喻。
小说中还穿插了不少有关人生意义思考、世界经典作家作品评论的文字，将小说的形象性和哲思抽象性结合，有助于引发读者积极思考，增加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小说还有机采用篇首“题记”的方式，列出了一些不乏启发意义的诗歌、名言警句等置于各章之首，发挥“文眼”、“题眼”的作用，同样能有助于引导读者理解该章内容的思想内涵。
以上是笔者在拜读倪娜大作后的感受，深感仍有诸多未尽内容，不敢称为序言，只当作为学习之后的个人心得吧，疏漏之处，恳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也祝愿倪娜在创作上能越走越远，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全文结束）
基金项目：本序言系 2024-2026年度中国侨联课题（一般项目）“新移民作家创作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暨文明互鉴研究(1990-2024年)”(24BZQK2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古大勇，文学博士，绍兴大学鲁迅人文学院教授，绍兴大学鲁迅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泉州师范学院“桐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绍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
伤口从来不是终点，而是玫瑰扎根的地方。一个关于大地之痛，坚韧重生的故事。
【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曹琳 责任编辑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