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泉斋主人的“文艺复兴”观点
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是我与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一两年内谈论的主要话题，我们就此问题探讨的很深入，其中不乏一些不同于当下主流学术的观点，但我还是忠实地将这些观点记录下来，主要集中在《简琴楼谈艺录》里面。学问或许只有在争鸣之中，才愈发精粹，只有在修正之中，才愈发接近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话题，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就已经讨论过，比如胡适先生提出的“五四文艺复兴说”，还有民国著名学者李长之在1942年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序言中所述：“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但他并不认为胡适主张的“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彩，于是决定命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先生的这段话，应该是中国最早明确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但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未来太过于自信，实际上我们“解除压迫”之后，文化的罹难并没有结束，“十年浩劫”使我们无法与“从前的光荣相衔接”，但我们现在“复兴中国文化”的背景下，需要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与之前的“什么光荣”相衔接？另外，李长之先生对“五四”文化的认知还是比较中肯的，四川学者汪毅先生就明确地提出“五四只是中国现代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它角逐和体现的是‘新’，方式是‘革命运动’，这个‘新’，虽然包含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盘否定与批判，从而混淆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与糟粕的关系，割断了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艺复兴”。
实际上，我们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某些程度上基于西方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下的“文艺复兴”的某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有附会之嫌，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刘开渠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中提出的“中国文艺的复兴”之论，亦是基于西方“文艺复兴”而提出的论点。我姑且认为我们与其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五四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文艺复兴”之论，或许只含有“文艺的复兴”，而缺乏从文化的传承上综合的考量复兴之论。因而，我和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在《谈艺录》中将这一概念修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孔子讲的“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在中国文人的心底“志于道”才是艺术的根本旨趣，而大道所蕴含的内容无所不包，之所以谈“复兴”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而没落，或者衰退，之所以谈“复兴”也是因为曾经有过真正的辉煌。这一点，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契合的，西方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要回归古希腊精神，古希腊的“民主城邦制度”中的“民主”，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的科学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我们同样也要追问这个问题——我们复兴的切入点在那里？复兴什么时代的中国文化？这也是我和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谈论的“文艺复兴”观的主要关注点。
在漫长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丰富性、独创性、东方性无疑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自先秦诸子时代至晚清民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先后经历先秦诸子时代、魏晋风骨时代、唐宋多元意象时代三次高峰，而且每一次高峰影响中国一千多年，今天我们的文化习俗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超越唐宋所构建的文化高峰。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在《简琴楼谈艺录》中引用郑骞先生《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之后，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因而，醴泉斋主人进一步呼吁，中国文化的复兴，应从两宋企及。他做出这一呼吁在我看来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首先，中国文化的复兴所要衔接的伟大时代，不是民国，也不是明清。民国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时代，是一个西学东进的时代，无法承续中国文化的复兴，相反民国往后，中国文化正在没落。而明清两季，虽在文化上有着各自独特的贡献，但究其根脉依然无法企及唐宋文化的高度与辉煌。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从根源做起，必须回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而这个精神气度，只有唐宋士人所能够拥有，这是不争的实事。唐宋两季，开创了中国文化无比灿烂的世界潮流，而且宋代的文化是将之前两千年的文化重新整合之后的再度起航，继而影响中国之后的一千多年，无论在绘画上还是在学术发展，都是相得益彰。他的这两方面的思考，我是非常认同的，正是因为如此，醴泉斋主人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艺术高度——宋元之风，这一点难能可贵，在时风日渐西化，中国人传统文化根脉亟待赓续的背景下，他的这种坚守就是一股清风，所传递给这个时代的是中国文化在唐宋两季，所开创的“中正”“正大”之象。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隐忧者”，他们心怀天下，诚明己身，担当重任孜孜以求，那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精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有一批当代的“士大夫”，他们为文化的道义而奔走呼告，他们坚守本心洗尽铅华，他们隐忧文化而殚精竭虑，在我看来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就属于这一类人。记得有几次，我在对他进行电话访谈时，我问他：“为什么您主张将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起始点，上溯到两宋，除了两宋本身的文化高度以外，还有什么考虑？”闫照忠先生说：“在元代，赵孟頫先生隐忧他的时代的文化断层问题，隐忧在经历战火之后文化典籍的失传，隐忧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以向来者交代，他提出了‘复古主义’的思想，他将这个‘复古’的起始点放在了魏晋时代，我们似乎可以叫做元代的‘中国文化复兴’，他并不认为唐宋以来的文化能够唤醒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上溯了一千年。从而，赓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血脉，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集大成者，他的复古主义其实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为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储备能量，因而，自赵孟頫之后，元代的文化才不至于成为荒漠，元代没有在中国文化史上交白卷。而我们今天，和赵孟頫遇到的情况几近相同，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破坏，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霸权，使得中国文化式微，这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的痛点。我们今天主张回归宋元时代，就是接着赵孟頫之后的一千年的起点，回归中国文化的巅峰时代，其目的就是要重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关于“文艺复兴”，实际上中国无须附会西方，以挣得所谓的在世界文化上的“话语权”，中国文化自有中国文化的分量，无须攀缘于西方，中国文化自有中国文化之气象格局，无须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争宠。我们需要真正重申“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复兴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根溯源，继而构建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我们复兴是在上溯一千年找到中国文化的自信心，继而需要共同开创影响下一个一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大格局。
醴泉斋主人的艺术观及其书画艺术
岭南大儒饶宗颐先生曾在《选堂诗词集》中有诗云：“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我深以为饶先生这两句诗正是体现着，一切有文化追求的中国读书人的恒毅之力，以及崇高而不卑的心底。我与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往来三四年，时光如梭，然终究未能磨掉心底的那股对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中正”之气，先生苦心孤诣，或慷慨赋诗，或挥毫泼墨，或读书隐居，无不心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无不以毕生不及先贤而惭愧。我写此文之前，反复翻阅这几年先生寄来的手札笔记手稿，在他的字里行间感受一位当代中国读书人的正大之气。在当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家皆以传统为耻，皆以变革为要，皆以自成一家而自诩，然而先生却俨然一幅活在当代的古人样子，读他的诗文，观他的书画，继而感受他如赵子昂那样的艺术情怀，让人心生敬意。这些年，我常与先生论及艺术，论及书画创作，受益至深，先生有着自己之于艺术的坚守，以及思变怀古的艺术观，通过他的艺术观再看他的书画艺术，让我明白其实作画如做人，知行合一，致以良知。
简要而言之，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的艺术观，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凡为绘事，当先读书，当先做一个读书人。在古代中国，职业艺术家或者以绘事为职业者，源自明代，明之前很少，但即便是在明代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依然秉承中国读书人的气质，以诗书涵养胸襟，继而作画而怡情自乐，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闫照忠先生即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便以读书而载道，从而更接近于古人，诚如赵子昂以师古人为毕生之所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书画作品，处处充满书卷气，题材也大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以鸣志的梅兰竹菊，山川河流以多以浅绛设色，梅兰竹菊虫鱼花草这些司空见惯的题材，在他的笔下，决然没有艳俗之气，闫照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应该是水墨，而不是粉墨浓墨，中国文化的底色应该是先娱己而后娱人，有此艺术主张与他素日以读书人而自居密切相关。诚然，今日之中国，似乎所有的艺术家都知道绘事须以读书为要，否则落笔即见俗。然而，人人自知，却人人难以抵御稻粱之忧，难以抵御名利之困，因此，读书多数只当是潜玩而已。在江门闫照忠先生的醴泉斋内，他的书架上陈列的书目足以见得他所涉猎之广，且书之于闫照忠先生非门面装饰，他的每一本书皆能精读，而后化为己用。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人生的诸多遭际，使他在知天命之年，愈发觉得读书实为绘事之根本，技法三四年可及，而读书确当以一生而视之。
第二，凡为绘事，先讲品格，无人品何来画品，故人品如画品。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深信旧王孙溥心畬的教诲，溥氏曾在台湾课业弟子时，便首先要求弟子端正做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知此，方能于绘事当中不失中正之气。闫照忠先生从事绘事二十余年，始终不忘人之大本——忠信之义，因而，他常将作画与做人同为一事，若画再好，人品不立，画亦孤掌难鸣。他不太赞同，艺术是艺术，人是人的观点。他在诗词文章中，常常评判古人皆以当时士人之节气来判定其艺术，他认为人无气节画必无骨象。诚因如此，他对历史上那些苟且偷生，宁为贰臣，丧失气节者十分鄙视。由此观之，我读闫照忠先生的画，貌似他的梅兰竹菊古已有之，但他的画作常常表现出他固有的“骨象”，这种“骨象”在我看来就是文人的节操。
第三，凡为绘事，下笔无俗，笔墨见“气象”。闫照忠曾在《简琴楼谈艺录》中述及“笔墨之事，非同小可，下笔即见品象，亦可见其为人为艺之气象”，因此，在他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十分重视涵养胸中的气象，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及：“清人沈德潜论诗，曾曰：‘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吾辈当以此而自勉，凡为画当有第一等胸怀，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画”。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画作常常给人以格高神远，独步天下，观之又有融汇正大、清旷、超迈以及独立人格之精神气象。笔墨之事，虽古人言为游于艺，但游此艺非糊涂乱摸，非亵渎笔墨神器，游此艺当先有敬畏之心，先有学养根基，先有笔墨情怀，先有中正之气，下笔才见得气象二字。
“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其下临清流，独立得天全”。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的艺术观，一言以蔽之，独立而不违心，坦荡而见真我。
君子务本
回到本文的主旨“君子务本”，闫照忠先生在知天命之年，愈发觉得“务本”实为人之大道，倘若天下人人皆能务其本业，知其本心，立其本德，何愁诸事不成？又何愁初心不在？那么，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是什么？所立之“道”又为何？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勿忘耕读之本。山东曹县闫氏一脉自古就是以“耕读”齐家，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闫氏子弟皆不忘耕种稼穑之苦，不忘土地之情，不忘忠厚之义。读书对于闫照忠先生来说，堪为一生之志业，因为只有不断地读书，才能明晓人之为人的根本。闫照忠先生的父母兄弟皆为本分之人，他从父母那里承续的是人最珍贵的品质——人只有如牛马一般的劳动，如牛马一般的在大地上辛勤耕种，才能懂得大地的厚重。因而，闫照忠先生的“耕读之本”也是人之大本。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勿忘文以载道之本。先生常以为道乃天地之间无处不充盈，无处不在。人心立则能感知天地大道，人心立则能处大道之间而养浩然之气。因而，他的为艺为文为人皆讲究“道”，先生也认为“道”心之立，古往今来圣贤读书人无不孜孜以求，兢兢业业朝乾夕惕，所谓者就是立道心。由此道心，人心即正，做文章为艺术则自然高远脱俗。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勿忘精益求精之本。先生数十年殚精竭虑恒居陋室，日夜读书习文，所仰慕企及者，皆为古之君子敬业之心。因而，无论作画还是为文，亦或是做事，先生无不以诚敬之心而对待，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在艺术领域，先生于学问之处求艺术之真，于人情世故之中求艺术之善，于修心进德之中求艺术之美。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履道弥坚知难行易。古人云：“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因此，欲得学问之精粹，欲得艺术之增进，须有履道弥坚的决绝之心，几十年来，闫照忠先生何尝不知此道之难，何尝不知若为心中之志，则不做做作之态。正是知道这条路其途之险，他才恒下心来，知难行易。我也常常说先生是走得一条险途，当代艺术无不以鼎故革新而自得其鸣，而先生却主张艺术的复古，主张回归宋元时代的中国画的精神，这些在当人艺术家的眼里是基本被否定的，他却无畏艰难，坚守了几十年，此心此道令人尊敬不已。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就是一个活在《论语》中的人物，他于苍茫天地之间寻得安身立命之本，于浩瀚精粹的艺术之中寻得一方精神的净土，于古今典籍之中寻得君子之范，可谓至诚至善至美。我为先生书，何其幸哉！【亚洲华语文旅 编辑 王晓慧 责任编辑 李毅】
